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
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上卷）
冈田先生是自幕末维新时期由楠本端山、楠本硕水兄弟开始，到端山之孙楠本正继承续的九州地区新儒教运动的主要推手，也是九州学派的主要代表，但他谦虚地将此学术思潮用其恩师楠本正继的名字命名，称之为“楠门学”。后来冈田先生的学生又在“楠门学”之后加上了“冈田学”，想用“楠门学”和“冈田学”来概括和统称九州学派。
吾国自蕺山而后，阳明学断于中土，存乎东瀛。
康德对启蒙的定义不是“谁去教化谁”，而是“人要摆脱自身造就的蒙昧”。从这个角度看，阳明心学就是让人敞开来检视自己、认识生命，从虚假信息和不良情绪搭建的自我意识中跳出来，站在心体的层面审视、监督意识，用正确务实的观念指导行动，用对人
心深刻的体察来打破他人的心墙，树立起“终日有为而心常无为”的生活态度，达到“动容周旋而中礼，从心所欲而不逾”的境界，使人无论在怎样的境遇中都能心安自得，始终保持内心的强大。
1529年，王阳明病逝于江西南安府青龙铺（今江西省大余县青龙镇）章江的扁舟之中。
江户初期，阳明学传到日本。
最早在日本介绍阳明学的是中江藤树。
藤树最初修习的是程朱学，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王阳明的高徒、王学左派（良知现成派）巨匠王龙溪的著作，读后激动万分，对阳明学的崇拜一发而不可收，最终将治学方向转向阳明学。
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明成化八年（1472）九月三十日，王阳明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余姚县（今余姚市）。
王阳明是余姚四贤人之一，其他三位分别是东汉的严子陵、明末清初的朱舜水和黄宗羲。
光武帝授予严子陵谏议大夫一职，严子陵不肯接受，仍然回到富春山去过田园耕种生活，直到八十岁而终。严子陵的高风亮节赢得了后人的敬重，龙泉山上现在还留有碑文，记曰“汉高士严子陵”。
他曾在会稽山阳明洞建造草堂，世称“阳明先生”或“阳明翁”。
王阳明是南京吏部尚书王华（龙山公）的长子，少时沉迷于“五溺”，即任侠、骑射、辞章、神仙和佛氏。三十一岁之后，终于悟出老庄和佛教之不足，转而笃信儒教。他二十八岁中进士，三十五岁时因替大臣戴铣求情而入狱。当时戴铣因弹劾宦官刘瑾不成，反而被打入死牢。后来，王阳明被贬谪到贵州龙场。就是在那里，他悟出了“心即理”的思想，并提出“知行合一”说。
四十九岁时他创立“致良知”说，最终成为一代大儒。
朱舜水，名之瑜，字鲁屿，号舜水，是一位定居日本的中国学者和诗人。明朝灭亡后，他遍访日本、交趾（现在的越南），致力于复兴明朝，最终于日本万治二年（1659）定居日本。九州柳川藩(1)的儒生安东省庵在长崎拜舜水为师，并且拿出自己的一半俸禄资助老师的生活。宽文五年（1665），朱舜水被水户藩主德川光国以“宾师”身份招入江户（今东京），对水户光国及其所属的水户学派影响颇深。朱舜水精通程朱理学，对阳明学也有所涉猎，并且熟知古文，对日本汉学影响颇深。终年八十三岁，逝于日本。
反清复明的希望破灭后，黄宗羲撰写了《明夷待访录》。在该书中，黄宗羲详细描述了自己理想中的王朝，批判君主专制制度，阐明民主主义的立场。
元晦的“元”字有天地之德、人之仁德之意，
昭穆是指宗庙的辈次排列，以始祖居中，二世、四世、六世位于始祖的左方，称昭；三世、五世、七世位于始祖的右方，称穆。
王家始祖最初居于山东琅玡县，至王羲之时，迁至浙江会稽山阴县，到二十三代王寿时，又迁到余姚县。
《兰亭序》的真迹后来流传到酷爱书法的唐太宗手中，按照唐太宗的遗命，《兰亭序》作为陪葬品和他一起下葬，从此在世间绝迹。世人现在所看到的都是摹本，但从摹本中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王羲之的书风。
当时，王彦达也被海盗掳去，看到父亲被海盗所杀，他痛苦不堪，一边痛哭，一边大声斥骂，要求海盗将自己一并杀死以陪伴父亲。海盗们大怒，打算也杀死他，但海盗的头目说：“父忠而子孝，杀之不祥。”海盗给王彦达东西吃，王彦达却不肯吃。海盗为王彦达的孝心所感动，他们把王纲的遗骸装在一个羊皮袋里，交给王彦达，放他离去。王彦达背负着父亲的遗骸，回到家乡浙江，将父亲葬在禾山（今余姚马渚镇开元村）。
朝廷决定在增城为王纲立庙，并起用王彦达。但王彦达痛心于父亲的忠死，遂自号“秘湖渔隐”，耕田养母，粗衣恶食，终身不仕。王纲遇害之时，王彦达年仅十六岁。
于是婴儿出生之后，取名为华。王华的长兄名荣。通过两个孩子的名字，可以看出王家对荣华富贵的憧憬。自王彦达以来，王家世代隐遁，生活贫困。王杰的母亲留下遗愿“吾死，尔必仕”，家族女人们的心中充满了对荣华的憧憬。到王华这一代，王家终于实现了荣华之愿。
有点讽刺
王华还受命指导鲁铎等庶吉士的学业（庶吉士是指从进士中挑选出来的，在翰林院任职的人员）。
王华才识宏达，志操坚守，无论诸事多么纷杂，他都能够从容应对。即使有大事发生，他也能做到临危不乱，从容以对。不过，王华从不刻意去表现自己的这些优点，所以知者甚少。
王阳明受其父影响很大
王华以圣贤之书为本，从不涉猎儒家经典之外的异端书籍。辞官归乡之后，来客中有人劝他修习神仙长生之术，王华拒绝说：“人所以乐生于天地之间，以内有父母、昆弟、妻子、宗族之亲，外有君臣、朋友、姻戚之懿，从游聚乐，无相离也。今皆去此，而槁然独往于深山绝谷，此与死者何异？夫清心寡欲，以怡神定志，此圣贤之学所自有。吾但安乐委顺，听尽于天而已，奚以长生为乎？”
绍兴东边有一座山，名为天柱峰。翌年八月，王阳明和诸弟将王华安葬在天柱峰南侧的一块平地里。
王阳明系出名门，或多或少受到祖先遗德的影响，尤其是祖父和父亲的亲自教养，对他的影响最为明显。
广西横县伏波庙（伏波祠）。伏波庙是后世之人为纪念东汉名将、伏波将军马援而修建的。王阳明在少年时代便仰慕伏波将军，为后来立下奇功打下基础。
席子古时称“箦”，因此这个故事又被称为“曾子易箦”。“易箦”既可指换掉席子，也可指换掉病床，后来演变为对死亡的一种讳称。
所以更加发奋图强、不分昼夜地全力“格竹子”。
具体是怎么格的？
清初的朱子学者陆桴亭对王阳明的这一做法持批评态度，他认为王阳明完全没有理解朱子格物穷理的主旨，他的做法类似于禅宗的“竹篦子话”。
竹篦由剖开的竹子制成，弓形，弯曲状，长约三尺，头部多缠绕藤条，下部装饰有绢带结成的穗饰。禅林中师家指导学人时，大抵手持此物，作为点醒学人悟道之工具。一旦学人答出规定答案之外的答案，师家就会用竹篦击打学人的掌心，这在禅学中被称作“竹篦商量”。确实如陆桴亭所说，王阳明的“格竹”之法不是依照朱熹“格物穷理”的理论，而是更接近于禅宗参禅悟道的一种形式。
郭熙在画论《林泉高致》中写道：学画花者，以一株花置深坑中，临其上而瞰之，则花之四面得矣。学画竹者，取一枝竹，因月夜照其影于素壁之上，则竹之真形出矣。学画山水者何以异此？盖身即山川而取之，则山水之意度见矣。真山水
之川谷，远望之以取其势，近看之以取其质。真山水之云气，四时不同：春融怡，夏蓊郁，秋疏薄，冬黯淡。画见其大象，而不为斩刻之形，则云气之态度活矣。
北宋画家郭熙的《早春图》。郭熙试图通过一石一木、一山一水来悟得造化之理和天地之心。
阳明学的源头在陆象山（陆九渊），陆象山与王阳明一样，也患有结核病。因为身体状况的原因，他们不再执着于复杂理性的思辨，也不再纠结于事物终极的存在，而是转向通过简单直接的直观方法来探究事物之理。
范宽是北宋著名画家，为宋代水墨画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范宽虽然是山水画名家，但他画山水不仅仅局限于具体的景象。据说范宽为画山水，终日静坐于山林中，观察周围的一切，寻求自然的意趣。哪怕是降雪之日，或者是月夜，他也会去林中徘徊，仔细观察，静静沉思，然后回到住处，将自己的所见所感渲之于纸。
北宋大儒程颢的思想是象山心学之源，其弟程颐的思想是朱子理学之源。
日本现存有一件王阳明书法的真迹。正德八年（1513），日本遣明正使了庵桂悟归国，王阳明特意为他写了一篇送别序。内藤湖南对此评价说：“王阳明此书，先学元代赵孟頫，再学王羲之，晚年又融合了北宋黄庭坚的书风，终成明代一大书法名家。王阳明与同时代的文徵明的书风有些相似，但情有余而巧不及。”
在朱熹看来，“格心穷理”最终会变成“格心求心”。这样一来，内心就会变得躁动不堪，也难以求得理之要点。因此，对自己的内心要“居敬养存”，对心外之物要理性地“格物穷理”，只有二者同时进行，才能将“心外之理”化为“心内之理”，才能实现“心外之理”和“心内之理”的一致。
“理”表现于“心”，如果能直接把握住自己的“本心”，那么“穷理”也会变得简单。“本心”是“性”纯净的表现，对“本心”进行直接体认，是穷理的根本。在这一点上，陆九渊和朱熹的主张不同。陆九渊主张“心即理”，认为人皆具有心，心皆具有理，所以“心即理”。朱熹则认为人的心中有一些不纯的东西，如果“心即理”，那么求得的理中也会掺有杂质，所以他主张“性即理”，排斥“心即理”。他主张欲穷理，必先格尽心外之物，同时还要对内心“居敬存养”。总而言之，朱熹和陆九渊都认为“性”与“心”是一体，但朱熹追求的是严正的“性”，其学说也以“性”为根本，所以其学说被认为是“性宗之学”，而陆九渊追求的是生命的跃动，其学说以“心”为根本，所以他的学说被认为是“心宗之学”。二人对“心”的不同看法导致两人的学说不同，朱熹看到的是“心之不纯”，而陆九渊看到的则是“心之纯净”。这种不同导致朱熹在“格物穷理”时要求“居敬”，需要对内心进行反省，而陆九渊则相信“心即理”。
王阳明顺道游览了山东任城（济宁）。他登上李白住过的太白楼，写下《太白楼赋》（《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其中写道：“开元之绍基兮，亦遑遑其求理。生逢时以就列兮，固云台麟阁而容与。夫何漂泊于天之涯兮？登斯楼乎延伫。信流俗之嫉妒兮，自前世而固然。怀夫子之故都兮，沛余涕之湲湲。”在赋中，王阳明将李白写成是因为受世俗之人嫉妒，心中郁闷，所以才登上此楼。王阳明借李白的典故，暗指自己科举落第的原因——为俗人所嫉妒。
在茅山，他偶遇同在茅山游玩的丹阳人士汤云谷。汤云谷当时也向往神仙之学，还向王阳明详细介绍了呼吸屈伸之术和凝神化气之道。王阳明和汤云谷登上“三茅(37)之巅”，在洞窟中小憩，于道观中休息，踏访陶弘景(38)留下的遗迹，慨叹现世之秽浊，飘然有脱屣人间之志。
王阳明从茅山下来之后，又前往位于青阳县西南方的九华山游玩。该山也称九子山，因山峰酷似九瓣莲花，故又称九华山。九华山是地藏王菩萨的道场，至今还保留着诗仙李白的书斋。
王阳明登上九华山后，遍访无相寺和化城寺等古刹，并下榻化城寺。九华山有五个洞窟，此外还有山岭十一座、山泉十七处、水源两处，溪川渊池等名胜众多。
九华山无相寺地藏殿。王阳明年轻时沉溺于佛教、老庄思想，又喜游山玩水，无相寺是他拜访过的古刹之一。
老道被王阳明的热忱所打动，将佛教和道教的要义直言相告，后来又将话题转到儒学上：“周濂溪（周敦颐）、程明道（程颢），是儒者中两个好秀才。朱考亭（朱熹）是个讲师，只未到最上一乘。”
在王阳明心中，“鞭辟近里”“删削繁文”才是真文章。王阳明恪守儒家传统，推崇文以载道，此处的“道”指的是“心中的天理”。
但是，清代以后，阳明学受到激烈批判，对阳明文章的评价也变得非常低（
在四明山之阳，故曰阳明。山高一万八千丈，周二百一十里，道经第九洞天也。为峰二百八十有二，其中峰曰芙蓉峰，有汉隶刻石于上，曰‘四明山心’。其右有石窗，四面玲珑如户牖，通日月星辰之光。先生爱其景致，隐居于此，因自号曰阳明。”
绍兴宛委山阳明洞。世间有三处阳明洞，一为宛委山的阳明洞，二为贵阳龙场的阳明小洞天，三为江西龙南的阳明别洞。
北宋初年著名的隐逸诗人、被后人尊称为“和靖先生”的爱梅之士林逋(59)曾经在西湖居住。林逋是杭州钱塘人，结庐于西湖的孤山，二十年不曾踏入城市半步，并且在草庐旁为自己修建了坟墓。林逋终生未娶，唯喜植梅养鹤，常驾小舟遍游西湖周边的寺庙。
王阳明曾经游览过南屏山的净慈寺和大慈山的虎跑寺。净慈寺是禅宗名寺，百丈怀海法师曾在此寺教化弟子大慈寰中。此外，法眼宗的道潜和延寿、云门宗的冈照宗本、大通善本都曾在净慈寺修行过。据久须本文雄的调查，当时在西湖地区除了净慈寺和虎跑寺之外，还散落着法镜寺、法净寺、灵隐寺、护国寺、葛仙祠（抱朴道院）和理安寺等古刹。王阳明很有可能也游历过这些古刹。
王阳明的弟子后来分成三派，分别是良知现成派（左派）、良知归寂派（右派）和良知修证派（正统派）。良知现成派中多有才之士，他们大多具有搏龙斗蛇的气概，拥有使人瞬间醒悟的能力，并且经常摆弄禅机。良知现成派的这些特点给阳明学带来了诸多弊害，最终导致了阳明学的没落。顺便补充一句，在日本的阳明学者中没有良知现成派。
“混沌”之典出自《庄子·应帝王篇》。南海的大帝名叫儵，北海的大帝名叫忽，中央的大帝叫混沌。儵与忽常常相会于混沌之处，混沌用丰盛的酒菜款待他们，于是儵和忽在一起商量报答混沌的深厚情谊，说：“人人都有眼、耳、口、鼻七个窍孔可以视、听、吃、呼吸，唯独混沌没有，我们为他凿开七窍。”他们每天凿出一个孔窍，凿了七天，七窍生成了，可是混沌死了。庄子借用这一典故，想表明即使以再英敏的智慧去分析未分化的混沌，也难以得其要领。
万松书院位于杭州南部凤凰山山麓，弘治年间由浙江右参政(65)周木在一座荒废寺庙的旧址上修建而成。嘉靖四年，侍御(66)潘景哲到杭州视察，为了教育当地的秀才，下令扩建万松书院。王阳明在《万松书院记》中详细介绍了修建书院的经过，同时还强调“古圣贤之学，明伦而已”，并对其加以论述。
经义题选的大多是“四书五经”中跟经世致用有关的语句，策论主要是考察考生对当时急务的对策。
四勿”是孔子对修行仁德的理解，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和非礼勿动。颜回终生都忠实于孔子的这一教诲，故王阳明将此称为“四勿之训”。
去世后，和穆孔晖一样，谥号“文简”。
谥号是可以一样的，有哪些谥号？
龙泉山位于王阳明的老家余姚，山中有一座龙泉寺，王阳明的父亲龙山公曾经在此寺中读书。
王阳明的家乡有一个叫鉴湖(8)的湖泊，唐代诗人贺知章曾在此隐居。
但是到明成祖时，宦官迎来了参与政治的好时机。据说，成祖和建文帝在争夺皇位的过程中，曾有宦官将宫中内情透露给成祖。成祖知恩图报，故对宦官加以厚待，并放宽了对他们的限制。而宦官则以此为契机，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后来不仅涉足政务和军务，还有一些宦官被皇帝派到各地担任钦差大臣，甚至一些宦官还被皇帝派到国外担任外交使节。此外，成祖不仅放宽了对宦官学习的限制，还规定宦官子弟可以享受官费教育。
鹅湖位于今江西省铅山县北部。宋代时，儒学双璧朱熹和陆九渊曾经在鹅湖寺聚会，双方展开论辩，
这就是著名的“鹅湖之会”。陆九渊以“存养德性”为治学的第一要义，而朱熹则以“格物穷理”为治学的第一要义。
陆九渊批评朱熹的学说是醉心于追求心外事物之理，丧失了心的主体性，陷入支离；而朱熹则批评陆九渊的学说是向内求理，流于禅学，陷入虚妄，导致弊害。
白鹿洞位于江西省南康府五老峰山下，唐代始建书院。后来朱熹重建书院，并在此讲学。
陆九渊之学的源头在程颢。程颢主张“道器一体”说、“天理体认”说和“万物一体”说。
数年前，王阳明曾在西湖疗养过。当时，他经常前往南屏山游玩，所以这次也特意选了位于南屏山山麓的净慈寺居住，从春天一直疗养到夏天。
曰《泛海》：“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
王阳明告别无为道者之后，又沿着小道登上了武夷山。在山中游玩期间，他在岩壁上题诗《武夷次壁间韵》（《
武夷山位于福建省和江西省的交界处，是福建第一名山，传说神仙武夷君曾在此山居住，故名武夷山。《
甘泉子闻之笑曰：‘此佯狂避世也。’故为之作诗。有云：‘佯狂欲浮海，说梦痴人前。’及后数年，会于滁，乃吐实。”
就命名为“和氏璧”。
姓卞氏和
王阳明到达江西萍乡(25)，顺便拜谒了宋学之祖周敦颐的祠堂。王阳明当时宿泊在萍乡的一处道观武云观里，睹月思乡，不禁想起远在绍兴南部的鉴湖（镜湖）。
岳麓山就位于长沙西部，当年朱熹和张栻(27)曾经在此处讲学。
贵州的中心是贵阳，而龙场只不过是贵阳西北的一个小村寨，
王阳明发现了一处钟乳洞，便将自己的住处搬到洞中。这个钟乳洞大约能够容纳百人，初名“东洞”，后来王阳明效仿家乡的阳明洞，把它更名为“阳明小洞天”。
王阳明当时已经达到了《中庸》中提到的“素位”境界，即君子要根据自己所处的地位来行事，而不要考虑其他不切实际的事情。《中庸》中关于“素位”境界的原文是：“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王阳明在龙场意识到自己仍然没有超脱生死之念后，感到非常吃惊，于是在屋后建了一个石椁，日夜端坐其中，参悟死之要义，寻求心之静一，以求自己能够超脱生死之念。
王阳明觉悟到：原来圣人之道蕴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一直以来所沿用的向心外求理的方法本身就是一个错误。这就是后来所谓的“龙场顿悟”。
即“格物致知”不应该一味地靠“理性主义”来完成，最主要还必须依靠对“理”的体认来达到。
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王阳明的“龙场顿悟”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它的主要内容应该是：王阳明通过“主静修行”而超脱了生死之念，然后又以此为媒介，在实现“心”与“理”
统一的过程中，体悟到“格物致知”之理不应该像朱熹那样从“心外求理”，而应该向自己的心内求理。因此可以这样说，王阳明的龙场体悟与陆九渊对“心即理”说的体悟是相通的。
朱熹将“心”视作形而下的东西，重视向心求理，但又觉得心是灵活多变的，向“心”求“理”最终可能会演变成向“心”求“心”。为了防止可能产生的混乱，所以他主张向心外求理，并且认为只需用“心外功夫”就可以了。
大凡坚持体验主义的思想家，往往会强调著述的害处。作为一位坚持体验主义的思想家，王阳明必然会对朱熹的庞大著述提出批评。
他不认同
世间学者艰深隐奥的解释，认为这些都是“任情用智，拂乱常理之为”，他强调做学问要遵循人之常情，要依循孔子的“简易正顺”之道。
后来孔子也曾读《周易》，为求得深奥之理，甚至达到“韦编三绝”的程度。
胡宏又问“心则远矣”是什么意思，胡安国回答说：“或尚友古人，或志在天下，或虑及后世，或不求人知而求天知，皆所谓心远矣。”（《
宋代著名的书院共有四所：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和应天书院。石鼓书院位于今湖南衡阳的石鼓山，最初是在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由当地名士李宽所创建。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庐山山麓，最初是唐代名士李渤的旧宅。李渤放弃科举考试之后，曾经隐居于此。五代南唐升元年间，李善道将李渤旧宅开辟为学馆，在此教育弟子。
南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朱熹知南康军兼管内劝军事，向朝廷提出修复白鹿洞书院，最终获批，从而使
白鹿洞书院再一次得到修缮和复兴的机会。朱熹为白鹿洞书院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大力教育弟子，使白鹿洞书院再次名扬天下。岳麓书院位于今湖南省长沙的岳麓山下，宋太祖开宝九年，由潭州太守朱洞所创建。
南宋孝宗执政时，朱熹除知潭州、荆湖路安抚使，便仿照《白鹿洞书院揭示》，制定了内容更加充实的《岳麓书院学规》。
应天书院位于今河南省商丘戚同文旧宅的旁边。商丘在宋代称南京，归应天府管辖，所以该书院取名为应天书院。
书院内供奉孔子及其十哲弟子的塑像也成为一种惯例。书院最早由民间发起，所以在讲课内容方面比较自由。有时，一些学者会讲得比较尖锐，甚至批评时政。明末盛极一时的东林书院就盛行批评时政，朝廷认为东林学者是在聚众结党、攻击朝政，所以称他们为“东林党”，并对他们加以镇压。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指出了“五伦”（五教），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同时还指出了“学之序”，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朱熹认为，学、问、思、辨是知性功夫，是格物穷理的必要条件。“笃行”则涉及自身的修身养性以及日常的处事接物等。
在明初，尽管学校教育盛行，但书院教育并没有绝迹。例如，在山东有洙泗书院和尼山书院，在江苏有濂溪书院，但遗憾的是，这三所书院在后来都没有获得很好的发展。
据日本学者多贺秋五郎考证，与王阳明有直接关系的书院共有七所，分别是龙冈书院、贵阳书院、濂溪书院、白鹿洞书院、稽山书院、南宁书院和敷文书院。
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在贵州龙场创建龙冈书院。
正德十三年（1518），王阳明再次回到江西。在赣期间，王阳明修复了位于赣州的濂溪书院，并在此教授弟子。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名山——庐山五老峰的山麓处，因此也被称作“庐山国学”。正德十六年（1521）五月，王阳明曾于南昌召集弟子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授业。
王阳明来到广西之后，对当地的教育非常重视，在思恩、田州和南宁设立学校，还创立了南宁书院和敷文书院。
在王阳明去世之后，弟子们继承了他的“良知”说，但由于对“良知”说的理解不同，阳明学产生了若干支派，其中有一派主张“良知现成”(17)，他们崇尚“自然”，甚至陷入放纵。
安贵荣的祖先是火济。三国蜀汉之际，火济因为辅佐诸葛亮有功，被封为罗甸国王。
《瘗旅文》真真切切是一篇千古名文，无怪乎东正堂评价此文几乎可以和屈原的《离骚》相比肩。
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中卷）
陆九渊有四大高徒——沈焕(3)、舒璘(4)、袁燮(5)和杨简，人称“四明四先生”或“明州四先生”。陆九渊死后，他的四大高徒在浙江四明（今宁波）地区讲学，所以陆学主要在四明地区留存下来。
王阳明又阐述了“知行合一”的理由：“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觉，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元来只是一个功夫。”
陆九渊也提倡“心即理”，为什么他没能提出“知行合一”说呢？这是因为陆九渊虽然也提倡“尊德性”，但他对于《大学》中“格物致知”的解释没能摆脱传统的束缚。与陆九渊不同的是，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是彻底的“唯心论”，他明确指出“心即物”。尽管这样的认识是在龙场顿悟之后产生的，但在龙场顿悟之际，阳明恐怕就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由此看来，王阳明在龙场悟得的“心即理”应该比陆九渊的“心即理”更加“唯心主义”。也正因为如此，王阳明最终提出了“知行合一”说。
周敦颐所著的《太极图说》和《通书》标志着宋代新儒学的诞生，同时也标志着儒学终于超越了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南宋初年，朱熹登上历史舞台，他将周敦颐奉为“宋学之祖”。
王阳明的高徒钱绪山指出，王阳明的“学”有三变，“教”亦有三变。“学三变”是指：一、少时，驰骋于辞章；二、后来又沉迷于道教和佛教；三、在龙场历尽艰难之后，豁然有得于圣贤之志。“教三变”是指：一、在贵阳时，提出了“知行合一”说（1509）；二、自安徽滁州回来后，教授弟子“静坐”说（1513）；三、自江西回来后，提出“致良知”说（1521），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下有悟。（《
但王阳明去世后，以其部分弟子为代表的良知归寂派将良知分为体与用、动与静，提倡“立体达用”和“归寂”，认为“致良知”的主旨是立足于静处的本体，然后将其施用于自然的运动。良知归寂派的学说违背了明代的“主动”思潮，又回归到宋代的“主静”思潮。因为良知归寂派的学说不符合时代趣向，所以在明代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在日本则不同，幕府末期的朱子学者，尤其是崎门派(13)的朱子学者，对良知
归寂派的学说都非常认同。
庐陵是吉安府(16)的治所。从古至今，吉安地区的文化都非常发达，是江西省两大文化昌盛之地之一。自唐宋至明清，吉安中进士者多达二三百人，其中状元就有十五位，爱国名臣和鸿儒学士更是层出不穷，故吉安又被称为“文章节义之邦”和“理学之邦”。庐陵是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的故乡，现在称为吉安。
庐陵还是脍炙人口的《正气歌》的作者、宋末忠臣文天祥的故乡。
吉安有一座白鹭洲书院，该书院位于赣江江心一处风光明媚之地。书院四周树木茂密，山光水色相映成趣，环境清幽，是修习学问之佳所。白鹭洲书院由吉州太守江万里创建于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是当时江南四大书院之一。历朝历代都有很多文人到此地吟诗作赋，据说文天祥曾在此就读，王阳明也曾在此讲学。
吉安往东十五公里有一座青原山，山中有一座青原寺，也被称作安隐寺或净居寺。青原寺最早是由六祖慧能的弟子行思禅师创建于唐中宗神龙元年（705）。自古以来，青原山都是读书的圣地。宋代时朱熹等人曾在青原寺两侧的斋房内开设书院，取名青原书院。自宋代以来，青原书院和白鹭洲书院逐渐成为江西著名的书院。
后人为了纪念王阳明及其弟子，曾一度把青原书院的讲堂命名为阳明书院。青原山阳明书院的后院建有“五贤祠”，里面供奉着王阳明、邹东廓、聂豹、欧阳德和王时槐五大贤士。1930年，阳明书院毁于战火。
明明德”究竟是指什么呢？说到底就是让人去探明心中的天理。朱熹对“明德”做了如下阐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大学章句》）
邹东廓是王门三派中的“良知正统派”，即“良知修证派”的大儒。
在湛甘泉将要离开京城之际，王阳明在浙江的萧山湘湖附近购买了一块山清水秀之地，建了一座草庵，希望自己将来能够和湛甘泉、黄绾一起在此养老。诗中提到的“幽期”说的便是这件事。
在隋代，天台宗的开宗祖师智大师曾在天台山传教，于是天台山声名大振。雁荡山则是自宋代开始出名，由南雁荡山、中雁荡山和北雁荡山组成，其中尤以北雁风景最佳。雁荡山诸峰林立，奇峭险怪，在顶峰有一个方圆数十里的大湖，湖水常年不枯竭，每当春天来临，必有大雁飞来嬉戏，故取名雁荡山。雁荡山中大小瀑布不可胜数，其中最大瀑布的落差多达数十丈，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之势。无怪乎有人会称赞道“天下奇秀莫出于此山”。
予昔年与海内一二君子讲习，有以致知为至极其良知，格物为格其非心者。又谓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致者，至也，至极其良知，使无亏缺障蔽。以身、心、意、知、物合为一物而通为良知条理。格、致、诚、正、修合为一事而通为良知功夫。又云，克己功夫全在格物上用，克其己私，即格其非心也。又令看《六祖坛经》，会其本来无物，不思善，不思恶，见本来面目为直超上乘，以为合于良知之至极。又以《悟真篇后序》为得圣人之旨。以儒与仙、佛之道皆同，但有私己同物之殊，以孔子《论语》之言，皆为下学之事，非直超上悟之旨。予始未之信，既而信之，又久而验之，方知空虚之弊，误人非细。信乎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可不慎哉！
黄绾对王阳明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批评阳明学最终陷入禅学之弊。
王阳明在香山作《香山次韵》（《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诗：
寻山到山寺，得意却忘山。岩树坐来静，壁萝春自间。楼台星斗上，钟声翠微闲。顿息尘寰念，清溪踏月还。
王阳明晚年将“未发之中”发展为“良知”，认为“未发之中”是心之“本体”，心之“本体”就是“良知”，故“未发之中”也就是“良知”。阳明学的一大特色就是将“未发已发”论视作“体用”论，并且强调“体用一源”，提倡通过“用”去求“体”。
王阳明去世之后，部分弟子误解了他“以用求体”的本意，而简单地理解为“用即体”，于是失去了宽容敦厚的气度，日常言行也变得粗暴鲁莽。良知归寂派的聂豹见此情形，便努力用自己所创的“归寂”说去纠正他人的行为。
王阳明在信中还提到“盖在我者，有以得其情也”，这句话很好地展现了王阳明提倡“体认自得”之学的本来面目。
《传习录》上卷主要记录的是王阳明在提出“致良知”之前的一些学术思想，中卷记录的是王阳明提出“致良知”后的后期学术思想。我们不难发现晚年王阳明的学术思想已臻于完善、成熟。《传习录》下卷记录的则是王阳明自青年时代至去世前所提出的全部学说，以及弟子们对老师垂暮之时的学术思想的揣悟。当然，将这三卷内容合称为《传习录》，也是出于对徐爱的尊敬。需要了解的是，该书上卷是经由王阳明亲自批阅的，中卷则是王阳明亲书，而下卷并未经过王阳明批阅。
《大学》中最先讲到的是“三纲领”与“八条目”。所谓“三纲领”就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大学》之名是相对《小学》而言的，后者是针对儿童的启蒙教育。而《大学》则是教导成人如何成就德性，其涵盖内容要比《小学》深远广泛得多。
将朱子学与阳明心学做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朱子学重视静态过程，而阳明心学重视动态过程，其原因即在于朱熹提倡通过静坐深思来悟道，而王阳明提倡自生活磨炼中悟道。
儒学的三大论题一、博文与约礼
同时，《子罕篇》提到“惟夫子（孔子）循循善诱，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达事变；然后约我以礼，使我尊所闻，行所知”。由此可知，孔子将“博文、约礼”当作为学之道。所谓“博文”，是指通过博览群书来探究天道，而“约礼”是以传统礼法来约束自身行为，从而不失天道。因此，博文为知，约礼为行。
二、道心与人心道心即道德心，人心即人欲。《尚书·大禹谟》中有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程颐是一位道德立场鲜明的儒学家，他将道心解释为天理，将人心解释为人欲，同时还指出了二者的区别，这就是所谓的“二心论”。
三、尊德性与道问学
尽管韩愈被称为“宋代儒学之先驱”，但王阳明敬王通（字仲淹，谥号“文中子”）而不敬韩愈。
王仲淹？
王通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曾遍读“五经”。他曾向隋文帝进“太平十二策”，因未被采纳而退隐。隋炀帝时，朝廷多次许以官职，但都被他谢辞。此后，他在家乡致力于著书、讲学，其门人弟子多达千余人。初唐名士李靖、房玄龄、魏徵皆出自王门。王通于大业十三年（617）去世，年仅三十四岁。
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庖羲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此外，孔子删除“六经”中诸多叛逆之事而仅存训诫之语，其目的是防止恶行流于世间。那么，孔子为何未删除《诗经》中有淫邪之气的“郑风”及“卫风”呢？这不免让人对王阳明之说怀有些许疑问。
天台山位于今浙江省天台县北部，与括苍山、雁荡山、四明山、金华山相邻，其山脉绵延至东海之滨。天台山山势雄伟壮阔、蔚为壮观，被誉为佛教仙山。天台山北部有一长数十丈的石桥，相传神仙曾居于此地。隋朝时，智者大师（法号智）于此处修建寺庙以弘扬佛法。
王阳明一行人经上虞进入四明山，先于白水山上眺望壁立千尺的奇观，然后又寻着龙溪源头探访了杖锡寺，之后登上雪窦山的千丈崖，欣赏了天姥峰和华顶峰的壮观景象。随后，他们经奉化前往赤城山，此地
四明山位于今浙江省鄞县(5)西南一百五十里、余姚以南一百一十里处，为江南名山。此山约有二百八十座山峰，各座灵峰间有分水岭。山中有一石窗玲珑剔透，可反射日月星辰之光，因此得名四明山，又称句余山。道教将此山称为第九洞天。白水山位于四明山以西，距余姚六十里，其山势颇为陡峭，有四十二条瀑布贯穿其中，因此得名白水山。雪窦山为四明山支脉，位于今浙江省奉化县(6)以西六十里处，山中景致美不胜收。宋理宗曾于梦中来此山游玩，因此又得名应梦山。
尽管王阳明一行人途经干旱之地让他们黯然神伤，但白水山的飞瀑奇观仍使一行人大饱眼福。
又王阳明《送日本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不见于《王文成公全书》，《拙堂文话》（日本汉学家斋藤拙堂所著）云，该序藏于山田祠官(10)正住隼人家，字画稳秀，神采奕奕，余顷得其景印，稳秀神采。
同时，礼部以每把三百文的价格买下了贸易品中的三千把刀剑。同年五月，了庵一行返回杭州。其间他破例上疏布政司，请求朝廷再购入一些刀剑。同年六月，一行人终于返回宁波。不久，朝廷就下令买下剩余的全部刀剑，价格依弘治之例而行。
然而，布政司所依弘治之例有两种，即弘治八年例，每把刀一千八百文；弘治九年例，每把刀三百文。
他们经上虞进入四明山，观白水山，探龙溪之源，访杖锡寺，登雪窦山，攀千丈崖，远眺天姥、华顶二峰。
滁州时期是王阳明后半生中难得的悠闲自在时光。职务清闲，门人弟子相伴，或坐而论道，或出而游学于让泉、龙潭等地。
王阳明与弟子还结伴游览了南京郊外的龙盘山（龙蟠山）、滁州西南部的琅玡山。
王阳明每日与弟子游学于琅玡、让泉等地。每逢月朗星稀之夜，数百名弟子环坐龙潭而歌咏，歌声响彻山谷。
王阳明还在第二首诗中表现了对蔡希渊重返会稽的羡慕，同时感叹自己虽慕圣学却不得不为官职所累，过这种流于世俗的生活。
到处说归隐是不是中国文人的通病
鸿胪寺是接待外国使臣的部门，寺卿相当于部门长官。
某向在横水，尝寄书仕德云‘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区区剪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
程颢在《秋日偶成》一诗中写道：“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陆澄在鸿胪寺小住期间，某日突然收到家信，得知儿子病重。闻此，陆澄心急如焚。王阳明见此便向其阐述事上磨炼的必要性。王阳明道：“此时正宜用功。若此时放过，闲时讲学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时磨炼。父之爱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过即是私意。人于此处多认做天理当忧，则一向忧苦，不知已是‘有所忧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过，少不及者。才过便非心之本体，必须调停适中始得。”（《
王阳明主张，省察克治之功应为动时之功，即通过具体事件来实现。就禅宗而言，此为临济禅。与此相对，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儒者提倡的“静坐论”就相当于禅宗的曹洞禅。宋代高僧大慧宗杲及日本的白隐禅师均为临济派僧人。他们认为，于静处悟禅容易，于动处悟禅难。能于动处求得心静者是为真正心静，能于动处悟禅者是为大彻大悟。能真正心静者无关乎本体动静与否，此心静亦非由一味静坐而求得。专注静坐之人自以为悟禅，然此禅多于动时消泯。
所谓“本原功夫”，即通过修身达到“未发之中”的过程。
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
由上可知，王阳明所说为学之头脑、本原之学就是培养根本之学，简称培根之学。王阳明在提出“致良知”之前，将诚意作为培根之学的主旨。当他提出“致良知”之后，致良知就成为培根之学的主旨。
南京鸡鸣寺，王阳明曾与弟子邹守益等人在此讲学。
其中“美大圣神”一词出自《孟子·尽心章句下》，为提升人格之意。浩生请孟子评价一下弟子乐正子之为人，孟子曰：“其人为善人、信人也。”对方又问：“以何谓善、谓信？”孟子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天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圣人也，犹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虽至于“不逾矩”，亦志之不逾矩也。志岂可易而视哉！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
但王阳明绝非庸才，善于随机应变，他亲临战场指挥作战，最终官军首战大获全胜。在这次战役中，王阳明利用罪犯、俘虏戴罪立功的心理，让他们为官府效命，这也是官军取胜的法宝之一。
赵充国上奏《充国便宜十事》，详细论述了自己的战略部署。赵充国的部署极为详尽、周密，《充国便宜十事》堪称军事名篇。
福建上杭县至今仍保留着“阳明门”城门。
福建上杭县的“时雨记”碑（局部）。碑文虽已斑驳，但王阳明“忧民之忧，乐民之民”的心情，仍可被我们所感知。
当时，王阳明被委任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兼任南赣汀漳巡抚，在平定漳州匪患之后，他自然联想起曾征战交趾
的伏波将军马援。
伏波将军
在王阳明平定漳州匪患之时，其高徒徐爱在故乡浙江省霅上(6)购置了农田，以待恩师与诸友返乡共同耕种。
霅上：浙江省湖州府的别称，因境内有霅溪而得名。现在叫东苕溪
古者赏不逾时，罚不后事。过时而赏，与无赏同；后事而罚，与不罚同。
正德十二年，王阳明带兵剿平桶冈
贼匪后，特立此碑以示纪念。茶寮碑高两丈五尺，碑身需十一个人才能合抱。整座石碑气势恢宏，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
江西崇义县思顺乡桶冈村平茶寮碑，气势恢宏的石碑记录着王阳明南赣勘乱的功绩。
奸宄 奸宄jiānguǐ〈书〉{名}坏人(由内而起叫奸，由外而起叫宄)。
霅上：浙江省湖州府的别称，因境内有霅溪而得名。
通天岩位于今赣州市西北十公里的太和山，三面绝壁环绕，周围有大小不一十几个石窟，分为“忘归岩”“观心岩（阳明小洞天）”“洞心岩（龙虎岩）”“翠微岩”和“通天岩”五大部分，总称为通天岩。
玉石岩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岩称为上洞，西岩称为下洞，俗称“玉石双洞”。玉石岩深处有两个深邃的大洞穴，可容纳百余人。下洞内外的洞壁上有宋、元、明数代留下的几十幅摩崖石刻。因洞中景观奇特，当时王阳明在洞中徘徊，久久不舍离去。王阳明为此洞题名阳明别洞，
世间共有三处阳明洞，分别是会稽山的阳明洞、龙场的阳明小洞和龙南的阳明别洞。
“莼”为莼菜，“鲈”为鲈鱼，所谓“秋风莼鲈”，说的是西晋的张翰为齐王所招募，但每次秋风吹起时，他都会想起故乡的莼菜羹、鲈鱼脍，最终思乡心切而辞去官职，回到吴中的故事。
莼菜chúncài{名}多年生水草，叶子椭圆形，浮在水面，茎上和叶的背面有黏液，花暗红色。嫩叶可以吃。
《大学》功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个诚意，诚意的功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即为善去恶无非是诚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穷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荡荡，都无着落处；须用添个敬字方才牵扯得向身心上来。然终是没根源。若须用添个敬字，缘何孔门倒将一个最紧要的字落了，直待千余年后要人来补出？
大抵《中庸》功夫只是诚身，诚身之极便是至诚；《大学》功夫只是诚意，诚意之极便是至善：功夫总是一般。今说这里补个敬字，那里补个诚字，未免画蛇添足。
刘念台并未像以往的学者那样，将“意”看作心之用，而是把它看作心之体，从而创立了新的学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意之好恶”说，尤其是王阳明的“喜善厌恶”说，刘念台评价为“心髓入微，
丝丝见血”，他赞扬了这种混一的心之体的生命性，并称自己的“诚意”说缘于这些学说。
孔子云：“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孟子云：“君子之设科也，来者不拒，往者不追。”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盖“不愤不启”者，君子施教之方；“有教无类”，则其本心焉耳。
王阳明在龙场大悟之后，开始认为万物是一体的、血脉相通的。比如，他把具有耳目口鼻的身体和视听言动的心灵看作一体，因此，“但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指意之灵明处谓之知，指意之涉着处谓之物，只是一件”，也就是一体的。（《
因为追寻这样的血脉一体，功夫自己就产生了由内至外的倾向。所以，在《大学》的功夫上，王阳明将诚意视为学的宗旨也就理所当然了。
刘念台并不像王阳明那样，把“意”视作心之发动，而认为“意”是心之体、善之源。而中江藤树也不像王阳明那样认为“意”存在善恶，而把“意”视作百恶根源。除此之外，他们在明德、亲民、诚意及正心、格物、致知、的理解上也有分歧。
紫阳书院位于南直隶徽州府歙县（今安徽省歙县）南部的山中，朱熹的父亲朱松曾在此读书，因朱熹曾在其建筑上悬挂御题的“紫阳书室”匾额，所以后人建造了紫阳书院。
后来紫阳书院的讲官程曾氏收集书院的兴废记录，效仿朱子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宣明政教，并请王阳明作序文。
洙泗（孔子）之传，至孟子而息。千五百余年，濂溪、明道始复追寻其绪。”
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下卷）
尽管朱宸濠天生聪明，富有才智，通史实，善歌舞，却为人轻佻，没有威严。康王殁后，朱宸濠继承了宁王之位，
康王宁王什么关系？妓女所生的朱辰濠为什么继承宁王之位
朱宸濠又于各地散布推翻武宗的檄文，将年号正德改为顺德，
当在郭汾阳之先，肯居祖士远之后哉。
在如此紧张的情形下，王阳明依旧能够寻得此等老成之人，东正堂认为：从这一点来看，阳明先生必然在平日里就一直留心探求有才之士。宋朝的李纲就经常这样做，而日本近代的胜海舟(11)也曾将自己对平日所见之人的印象都写在本子上，留下记录。
醉卧时，朱宸濠梦见自己手持铜镜观看容貌，镜中自己的头发白如霜雪，于是大惊而醒。醒来后，朱宸濠叫来方士徐卿为他解梦。徐卿低头沉思，之后抬头向朱宸濠道贺说：“殿下贵为亲王，而梦头白，乃皇字也。此行必取大位矣。”
伍文定的先头部队因风势不利陷入苦战，数十名士卒阵亡，只得后退。王阳明得知官军的将帅们心生退却之意，急忙发令，赐长剑给中军官，要斩下指挥官伍文定的脑袋，以儆效尤，但他又私下告诉中军官，如果看到伍文定坚守奋战的话，就暂缓执行。从这一点来看，王阳明身上有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兵家气概。看到王阳明的令状，伍文定大为吃惊，于是亲自手持武器，立于船头激励士卒。敌军炮火顺风而来，烧掉了伍文定的胡须，但他仍坚守在最前方。见此，士卒们皆以决一死战的气势应战。
朱宸濠心中犹如刀绞。这时，万锐找来一艘小船。朱宸濠换成便服，与万锐一同坐上小船，在四名侍女的陪同下，冒着兵戈逃亡。
为什么还在四名侍女的陪同下
王阳明派遣中军官与宁王宫中的一名差人前往勘察，发现渔舟上载着一具尸体。尸体身着华贵服饰，但衣服用丝线密密地缝合起来。宫中差人立刻就认出这正是娄妃。王阳明差人用衣服盖住尸体，下葬于湖口县的城外。这就是娄妃墓。
弘治二年（1489），王阳明十八岁时，与新婚妻子结伴由南昌返回故乡余姚的途中，曾经在江西省广信府的上饶与娄谅（一斋）见过一面，聆听了宋儒的格物之说，将“圣人必可学而至”的教诲铭记于心。这位娄谅，正是娄妃的父亲。娄妃幼承家学，对这次事变的处理也尽到了妻子的本分。
据《年谱》记载，当伍文定部队陷入苦战的消息传来时，王阳明立刻下令斩杀指挥官，之后便回到座位上。听闻此言，同席的众人皆惊惧不已，向王阳明询问
情况。王阳明回答道：“不过只是听说背对叛军稍稍后退了几步，这样的措施也是兵家常事，何足介意？”
那么，究竟何谓“佛郎机”呢？这是公元四五世纪前后兴盛于欧洲的法兰克族的音译，后被笼统地用来称呼欧洲人。尤其是在明代，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佛郎机”所指代的对象变成了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而随葡萄牙人传入的洋枪也被称为“佛郎机”或“佛郎机铳”（《年谱》中作“佛郎机铳”）。
缘系献俘馘，
(聝)guó古代战争中割掉敌人的左耳计数献功。也指上述情况割下的左耳。
王阳明也体谅张永的心情，于是将朱宸濠等一干俘虏交给了张永。之后，为了养病，王阳明来到杭州府钱塘县以西，曾给自己留下深深回忆的西湖畔的净慈寺静养。
在返回南昌途中，王阳明再次前往庐山南麓的开先寺。当时，王阳明记录了宸濠之乱的始末，以及凭借皇威生擒朱宸濠的事迹，在该寺的读书台刻下如下文字：
王阳明又攀登了庐山的莲花峰，莲花峰山脚下有宋学之祖周敦颐的书院。被诗人、书法家黄山谷评为“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的周敦颐，
王阳明说道：“吾在此与童子歌诗习礼，有何可疑？”并作《啾啾吟》
知者不惑仁不忧，君胡戚戚眉双愁？信步行来皆坦道，凭天判下非人谋。用之则行舍即休，此身浩荡浮虚舟。丈夫落落掀天地，岂顾束缚如穷囚！千金之珠弹鸟雀，掘土何烦用镯镂？君不见东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衔其头？西家儿童不识虎，执竿驱虎如驱牛。痴人惩噎遂废食，愚者畏溺先自投。人生达命自洒落，忧谗避毁徒啾啾！
王阳明既然身为儒者，其隐世肯定与佛、道者之流的真隐不同，是儒隐。
侠隐，各种隐有何区别
《睡起偶成》
四十余年睡梦中，而今醒眼始朦胧。不知日已过亭午，起向高楼撞晓钟。起向高楼撞晓钟，尚多昏睡正懵懵。纵令日暮醒犹得，不信人间耳尽聋。
王阳明说：“然！譬之人有冒别姓坟墓为祖墓者，何以为辨？只得开圹将子孙滴血，真伪无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骨血也。”
正德十五年（1520）正月，王阳明给陆九渊的故乡、江西省抚州府金溪县官吏发去公文《褒崇陆氏子孙》
儒教以仁来处理父子关系，以义来处理君臣关系，以别来处理夫妻关系，所以没有着相。总之，佛教否定诸般事物的存在，想要逃避，虽主张无执着却陷入了执着。
执着于不执着
稽山书院位于绍兴府卧龙山西岗，荒废已久。此时，南大吉命其属下绍兴府山阴县知县吴瀛进行修复。吴瀛一边听王阳明讲述良知心学，一边修筑尊经阁。后王阳明受南大吉所托，作《稽山书院尊经阁记》（《
王阳明与萝石同游禹穴，登炉峰，攀秦望（相传秦始皇曾到此），寻访兰亭遗址，徜徉于云门、若耶、鉴湖、剡曲等名胜。
嘉靖三年（1524）八月十五日，中秋佳节，一轮明月亮如白昼。王阳明于府邸碧霞池上天泉桥设宴赏月，召集门人百余名。酒至半酣，门人中有的放声高歌，有的掷箭于壶，有的击鼓泛舟，耽于游兴。
门人还是门客？
王阳明故居门前的碧霞池。遥想当年王阳明于碧霞池上天泉桥或设宴赏月，或论道讲学。多少阳明心学的精辟论述，包括王阳明晚年最后的教说《天泉证道记》，都在此地诞生。
去年中秋阴复晴，今年中秋阴复阴。百年好景不多遇，况乃白发相侵寻！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山河大地拥清辉，赏心何必中秋节！
书院学缘何如此勃兴呢？不言自明，这与宋代新儒学的勃兴关系密切。随着书院学的流行，新儒学也日渐兴盛，因此，以禅学为主流的时代终结，进入了以儒学为主流的时代。到了宋代，以科举考试为目的的训诂记诵之学遭到批判，人们认为儒学应该是学习圣人之学，以修身治国为宗旨。也就是说，立志成为圣人才是儒学的根本特色。因此，书院学开始流行，院主都是专修儒学、以经世之学为宗旨的大儒，他们不再讲述过去学校教育
中的训诂记诵之学。然而到了元代，科举考试中开始采用朱子学，专门考查朱子学对经典的解释。到了明代，学术思想方面甚至产生了推崇朱子学、排斥其他学派的倾向。因此，宋学的百科全书《性理大全》出版后即成为科举考试的中心内容，学校教育中甚至出现了只重视朱子训诂记诵之学的风潮，丧失了圣学的原本精神。朱子学被形式化、固定化，在这样的时代，书院学本来的精神自然不复存在。
西方哲学家认为阳明心学是观念论，而王阳明则认为，不可忘记凡事要经过深刻的体认而获得，不能依靠思索来思辨。
万松书院位于浙江省杭州府城南的凤凰山脚下，本来是浙江右参政周木于弘治初年在废旧的寺庙遗址上修建的孔庙。
当时，王阳明每个月都会在位于余姚龙泉山的龙泉寺中天阁举办四天讲会，向门人讲学。王阳明之父王华因年轻时曾于龙泉寺专心读书，被世人称为龙山先生。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
嘉靖四年（1525）十月，王阳明的门人在越城西郭门内光相桥东立阳明书院。在王阳明去世后，嘉靖十六年（1537），门人又在这里建了王阳明祠。（《
前文提到过，有人问庄子道在何处，庄子回答说，大道无所不在，甚至在粪尿之中。这一回答令提问的人瞠目结舌。（《庄子·知北游》）庄子是从超越主义的立场上论述万物齐同，王阳明则是在诗中巧妙地论述了儒家的万物一体之妙道。
自此聂豹自称为王阳明的门人，而聂豹后来则成为王门归寂派的巨匠。
王门有多少派别？
在上述跋文中，钱德洪总结王阳明的训诫：“即得此心之知，无出于民彝物则之中，致知之功，不外乎修、齐、治、平之内。”
王阳明的门下分为现成派、修证派、归寂派三大派别，王龙溪是现成派，而钱德洪是修证派。
王阳明的“四句宗旨”是“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这一说法云遮雾罩，看上去有点像禅的问答那样自相矛盾。而王龙溪则说：“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是本体上说功夫。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是功夫上说本体。”
在上述问答中，王阳明分别使用了两次“有心”和“无心”。必须注意的是，前半部分的“心”与后半部分的“心”内涵不同。也就是说，前半部分的“心”指的是“本来的心”，即“本心”；而后半部分的“心”指的是“私心、人心”。因此，前半部分说的“本心”，有则为实，无则为幻，为保持“本心”，努力使其不丧失，便是“本体上说功夫”。相反，后半部分的“心”是“私心”，无则为实，有则为幻，努力去除“私心”，保持本心，便是“功夫上说本体”。
总之，这段问答讲述的是本体即功夫、功夫即本体。也就是说，本体之中有功夫，功夫之中有本体，本体与功夫合一，与知行合一主旨相同。换句话说，王阳明认为，既没有无本体的功夫，也没有无功夫的本体，本体总是在功夫中提高，功夫是本体的作用。他说的本体就是良知，功夫就是致良知，即发挥心之良知。
梅岭关以南的岭南之地，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蛮人居住的地方。唐代名僧慧能曾作偈与神秀辩“明镜”论，他第一次来到湖广省黄梅县的东林寺，拜见五祖弘忍大师时，两人有如下对话（《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行由品第一》）：弘忍问：“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慧能答道：“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惟求作佛，不求余物。”弘忍说：“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3)，若为堪作佛？”
慧能回答说：“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弘忍听了慧能的话哑口无言，知道他有过人之处，想多和他交谈，因为周围有其他弟子，不便多言，于是让他和其他弟子一起劳作。后来通过“明镜”论的偈子，弘忍认定慧能可以继承法统。
广西南宁青秀山“阳明先生过化处”，斑驳的石刻铭记着王阳明在南宁的教化之德。
自此，王阳明在广州休养了约两个月。在此期间，他曾前往增城县，拜谒其六世祖王纲的祠堂。
王纲（字性常）生于元末明初，文武双全却隐遁于世，并不入朝为官。但年至七旬时，王纲受亲友举荐，官拜兵部郎中，后又被提拔为广东参议，指挥广东军队，平定潮州乱贼。在征讨潮州海贼时，乱贼请求王纲担任他们的头领。王纲教导乱贼改恶从善，乱贼不听教诲，将王纲推坐于坛上，每日一同行礼参拜。然王纲责骂不止，最终为乱贼所杀。同行的王纲之子王彦达放声痛哭，大骂乱贼。乱贼感慨彦达是个孝子，没有加害于他，反而让他带着装有王纲遗骨的袋子回乡去了。
《王阳明先生图谱》中所绘的四方学者会葬王阳明于山阴兰亭之紫洪山的情形。
十一月，葬先生于洪溪。是月十一日发引，门人会葬者千余人，麻衣衰屦，扶柩而哭。四方来观者莫不交涕。洪溪去越城三十里，入兰亭五里，先生所亲择也。（《
嘉靖二十九年正月，史际在南直隶省应天府溧阳县建嘉义书院祭祀王阳明，邀请钱德洪前来举办讲会，
王阳明这样写道：“《大学》者，昔儒以为大人之学矣。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
如此想来，有时候霸道比王道更具有现实性。霸道名义上以仁义为宗旨，实际上使用现实的力量，因此更有实效性。但是，理想越高，越不能忍受霸道中潜在的功利性。主张王霸之别、义利之别的人，可以说是站在严肃的伦理主义的立场上。
有的儒学家说，佛、老的清虚无欲有助于心性存养。从这一点来说，也没必要一概排斥。王阳明也不是不承认这一点，但是他认为，佛、老最终对于克服功利之念没有效果。
记诵之广，适以长其敖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辩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
据笔者采访王诗棠先生得知，当年，王阳明祖父王伦鉴于姚江王氏家族有枝繁叶茂、瓜瓞绵绵之势，为使传史有循、修谱有序，特创行辈、分世系，以便按辈传代，并决定从其孙辈一代开始实行。该辈分世系共有四十字，即“守正承先业，贻谋裕后昆，忠孝传家远，诗书绍泽长；功德千年在，渊源百世宗，熙朝舒泰运，心学诵前芬”。而其长孙王阳明自当为“守”字辈的第一人。该辈分之世系至今已传至第十八世，进入“绍”字辈。
待正亿子承勋嗣爵之后，至崇祯初年，在阳明后裔中又发生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争袭伯爵事件：（正亿）子承勋嗣，督漕运二十年。子先进，无子，将以弟先达子业弘继。先达妻曰：“伯无子，爵自传吾夫。由父及子，爵安往？”先进怒，因育族子业洵为后。及承勋卒，先进未袭死。业洵自以非嫡嗣，终当归爵先达，且虞其争，乃谤先达为乞养，而别推承勋弟子先通当嗣，屡争于朝，数十年不决。崇祯时，先达子业弘复与先通疏辨。而业洵兄业浩时为总督，所司惧忤业浩，竟以先通嗣。业弘愤，持疏入禁门诉。自刎不殊，执下狱，寻释。（《明史·列传》卷一九五《王守仁》）
万历年后，阳明后裔渐趋衰微，至清康乾年间，已是学脉绝传，族中再无读书之人，而大多以商贾为业、佣工为生。至于族中财产，除坐落于绍兴光相坊的伯府第系朝廷御建，产权（包括山、地、房）列入官府“防护录”，作为祭产不准变卖外，其余各房台门住宅都被陆续变卖殆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