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传

黑色体液，淤积不化

20世纪80年代初期，另一种疾病的名称改变——从“同性恋相关免疫疾病”（gayrelated immunedisease，GRID）变成了“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immunedeficiencysyndrome，艾滋病AIDS），标志着人类对该病的认知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癌症是一种病理性增生导致的疾病，癌变的细胞获得了自由分生的意志。这种异常的细胞分裂失控，造成组织块（肿瘤）入侵人体器官、破坏正常的组织。这些肿瘤也会从一个部位散布到另一个部位，如在骨骼、脑、肺等距离该病灶相对较远的部位出现病症，这种现象被称为“转移”。癌症有多种不同的形式：乳腺癌、胃癌、皮肤癌、宫颈癌、白血病和淋巴瘤等。但就细胞层面而言，所有这些
疾病都与之息息相关。在每一种病症下，细胞都有相同的特征：失控的病理性细胞分裂。
白血病是一种血液中白细胞恶性增殖的疾病。它是熔融的、液态形式的癌症。

20世纪20年代中期，犹太学生往往发现自己没有机会进入美国医学院，于是他们经常在欧洲，甚至德国的医学院取得成功之后，再返回故土美国学习医学）。

细胞分裂时需要进行DNA复制——DNA是一种携带细胞中所有遗传信息的化学物质。而叶酸是DNA的关键组成部分，也因此，叶酸对细胞的分裂至关重要。人体中的细胞分裂以最惊人的速度制造血细胞，每天，要产生超过3000亿个细胞。因此，血液的产生特别地依赖叶酸。

1947年9月6日，法伯开始为桑德勒注入喋酰天冬氨酸（pteroylasparticacid，或称PAA），这是立达出品的第一种叶酸拮抗剂。（当时，进行药物临床试验通常不需要患者方同意——甚至试验有毒的药物也不需要。家长偶尔会被笼统地告知所要进行的试验，孩子们则几乎从未被告知过或征询过意见。关于人体实验的“纽伦堡规则”要求受试患者明确、自愿地同意。该规则起草于1947年8月9日，也就是PAA试验之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远在波士顿的法伯是否听说过这种“需要患者同意的规则”，不得而知。）

为一种疾病命名，就是描述某种受罪的状况，这是一种先语言后医学的行为。病人在成为医学检查的对象之前，首先只是一位讲述人，讲述自己所经历的痛苦，就好像他是一位刚探访过疾病王国的行者。为了摆脱某一疾病的困扰，人们必须从讲述和理解这个疾病的故事开始。
流感”（influenza）来自于拉丁词语“influentia”，因为在中世纪医生们的想象中，流感的循环爆发是受到了恒星与行星靠近或远离地球的影响。

希波克拉底提出，人体主要是由四种被称为“体液”的液体构成，包括血液、黑胆汁、黄胆汁和黏液。这些体液，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颜色（红、黑、黄、白）、黏性和基本特质。人体在健康状态下，这四种液体处于完全的平衡中（但可能并不稳定）。生病的时候，就会表现为体内某种体液过量，打乱了这种平衡。
盖伦像希波克拉底一样，根据各种体液是否过量归类所有疾病。他认为炎症导致的红热、痛胀都是由于血液过多所致；而表现为发凉、白色、潮湿状态的结核、脓包、黏膜炎和淋巴结核，都被归因为黏液过多。黄疸被归咎为黄胆汁过量；至于癌症，盖伦认为幕后元凶是四种体液中最恶性、最令人忧心的黑胆汁。［同样归因于黑胆汁这种油腻、黏稠的体液的，只有另一种充满隐喻性的疾病——抑郁症。事实上，在中世纪抑郁症被称为“melancholia”，它得名于希腊词语“melas”（黑）和khole（胆汁）。

药铺里很快就摆满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治癌药物：铅制剂、砷的提取物、野猪的牙齿、狐狸的肺、尖锐的象牙、带壳的蓖麻、海底的白珊瑚、吐根、番泻叶，以及零碎杂凑的泻药和轻泻剂，还有用来对付难以忍受的疼痛的酒精和鸦片制剂。17世纪，用螃蟹眼做的糊剂非常流行，能卖到5先令一磅——人们寄希望于以毒攻毒的效果。这一时代的药剂药膏与疗法变得越来越奇怪——山羊粪、青蛙、乌鸦的脚、臭甘菊、乌龟肝、圣水；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认为生物体内的化学反应都带有某些神秘特质，一种无法在实验室复制的活力本质。这一理论被称为“活力论”。但沃勒的实验一举击碎了活力论，证明有机物和无机物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生物学即是化学。甚至可能人体与一团激烈反应的化学物质没有差别，不过是有胳膊、腿、眼睛、头脑和灵魂的烧杯。

埃尔利希原本只是希望动物组织染色后可以更容易地在显微镜下观察。但出乎意料的是，染色后的组织并非一团模糊。苯胺衍生物只对细胞进行了局部染色，某种特定结构因着色被突显出来，而其余部分则被忽略。这种染料似乎
可以区分藏在细胞中的化学物质，与其中一些结合，而放过其他部分。

曾经供应他治疗性化学药品的染料化工厂，都转而大规模地为军用毒气生产化学原料，拜耳（Bayer）和赫斯特（Hoechst）也在其中。其中一种特别的毒气是一类无色的高热液体，由硫二甘醇溶剂（一种染料中介物）和沸腾盐酸的反应制得。这种气体
的味道极其独特，据说让人闻起来像芥末、烧焦的大蒜或过火后的山葵地。这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芥子气。埃尔利希去世两年后，1917年7月12日，一个雾气蒙蒙的夜晚，一排排带有黄色小十字标记的炮弹如冰雹般砸向靠近比利时小镇伊普尔（Ypres）的英军驻地。据一位士兵回忆，炸弹内的液体迅速汽化，“黄绿色的浓密云团遮蔽了夜空”，然后在冰冷的空气中四处蔓延。在军营和战壕中沉睡的士兵被一股令人作呕的刺鼻气味惊醒。几十年后，当年幸存下来的人仍然清楚地记得这种味道：刺鼻的山葵气味在白垩田野里遍地弥漫。转瞬之间，士兵们在泥地里涕泪横流，咳嗽不止，四散奔逃。他们到处寻找遮蔽物，在死尸堆里盲目地爬行。芥子气透过皮革、橡胶，浸入层层的衣物。它像毒雾一般，数日笼罩着战场，直到死尸上都有了芥末的味道。仅在那一晚，芥子气就令2000名士兵伤亡。一年之中，就有数千人因芥子气死亡。
氮芥所造成的急性短期伤害包括呼吸困难、皮肤灼伤、水疱、失明，实在是太可怕了，以至于人们都忽视了它的长期影响。
若是发生在恐怖事件较少的太平世界，这则新闻可能会在癌症医生中引发一场小小的骚动。因为尽管有明显的毒性，但这种化合物毕竟只以骨髓为目标，且只清除了某种特定群体的细胞，可以说这是一种具有特异亲和性的化合物！

1948年，身为陆军军官的科尼利厄斯·罗兹（Cornelius“Dusty”Rhoads）从化学战争部首长的职位离职退役，成为纪念医院（MemorialHospital）及其附属研究所的主管，由此确定了战场上的化学战与人体内化学战之间的联系。

化学战争部…

法伯认识到，这场针对癌症的运动很像一场政治运动：它需要偶像、吉祥物、形象和口号；它既需要广告策略，又需要科研方法。

缺乏耐心的战争

但是白血病的故事，也就是癌症的故事，讲述的并非医生们辗转于各家机构奋斗求生的事迹。它讲述的是病人在一次又一次疾病痛楚的边缘，苦苦挣扎积极求生的故事。病人的恢复力、创造力和生存力，常常归功于伟大医生的品质；但事实上，这些品质一开始是由与疾病斗争的患者表现出来的，然后才被治疗医师展现出来。医学史之所以透过医生的故事进行讲述，是因为他们的贡献比病人的英勇表现更突出。

也许化疗最令人不安的副作用会在十年以后才出现。几位由霍奇金病治愈的年轻人，可能由于早期MOPP化疗，又出现了第二种癌症，它通常是一种有极富攻击性和抗药性的白血病。和放射线一样，细胞毒素化疗会变成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治疗癌症，另一方面引发癌症。

劳斯断定，负责携带癌症的载体，并不是一个细胞，也不是环境致癌物，而是一些潜伏在细胞内的小颗粒。这些颗粒十分微小，能轻易通过大多数滤网，在动物体内持续地产生癌症。唯一具有这些性质的生物微粒，就是病毒。

劳斯提供了自己的镇静剂：病毒引起癌症的一个统一假说。他的许多听众没心情理会这些警醒和复杂性，只是渴望吞下他给的药。癌症的体细胞突变学说走到了尽头。
两种肤浅的学说大胆地结合在一起，
过早地形成了全面的理论。一方提供原因：病毒引起癌症（尽管绝大多数病毒都尚未发现）。另一方提供治疗：某种细胞毒素的组合药剂能治疗癌症（尽管大多数癌症的具体组合剂还没被应用）。

理论是指导实践的，这就是中医的问题所在

癌症治疗成为美国梦的一部分。一位观察家告诉历史学家詹姆斯·帕特森（JamesPatterson）：“反对花费巨资抗击癌症”，就是“反对母亲、反对苹果派、反对国旗”。在美国，即使对于总统来说，这三样也是难以忽略的“三巨头政治”。
尼克松所说的“好自为之”意味着把科学的
控制权从学术界的“书呆子”手中夺回来，交给科学官僚的新领导者，也就是能把纪律和责任带进科学的科研管理者。

DNA结构的发现者詹姆斯·沃森也对参议院法案进行了口头抨击：“做‘相关’研究并不一定是做‘好’研究。”他后来写道：“特别是我们不能指望侥幸……与之相反，我们将目睹出于良好意愿的平庸大肆膨胀。”

精英对平庸的厌恶

如果我不能好转，你会拒绝收治我吗？

法伯很幸运，生逢其时；但也许更幸运的是他死得其时。1973年他逝世的那一年，标志着癌症
治疗史上开始了一段分裂且饱受争议的时期。理论被推翻；新药物的发现停滞不前；试验毫无进展；学术会议堕落成争权夺利的闹剧。放疗师、化疗师和外科医师，激烈地争夺权力和信息。有时，抗癌战争似乎变成了癌症事业的内战。
在这个过程中，外科医生一般要切除乳房、胸部肌肉、腋窝淋巴结、胸壁，偶尔还包括肋骨、部分胸骨、锁骨及胸内淋巴结。
甚至对于病人来说，这种狂热积极也是一种治疗的形式。妇女们用仰慕和敬畏的口吻写信给
她们的医生，恳求他们不要吝惜外科根除术，仿佛外科手术是一种能使她们摆脱癌症、恢复健康的神秘仪式。

当一个地方长了一个大的肿瘤，来自这个肿瘤的转移物会跳过病灶附近的淋巴结，出现在很远的地方，如肝脏和脾脏。肿瘤并不是通过做规则的、越来越大的螺旋运动实现离心扩散，而是以无法预知的不规则方式进行扩散。

医学中的等级制度、内部文化，以及被克莱尔戏称为“外科专业的圣经”的训练仪式都是
抗拒改变和维持正统的理想工具。克莱尔发现他在与自己的部门、朋友和同事作斗争。那些他最需要的、能收集数据进行试验的医生，正是强烈地、甚至恶毒反对他的人。“Power”一词在口语中的“权力”之意，和统计学上的“效能”之意不谋而合。那些煞费苦心打下了根治性外科手术江山的外科医生，没有任何进行革命的动力。

要把颠倒的霍尔斯特德理论挂毯翻转过来，唯一的途径就是进行严格对照的临床试验，来检验根治性乳房切除术、单纯乳房切除术和乳房切除术结合放射疗法的效果。费舍尔知道，进行这样的试验会遇到巨大的阻力。大多数外科医生都躲在手术室里，从头到脚裹着严严实实的手术袍，深深沉浸在根治性手术里，他们是绝不会合作的。但是，手术室里的另一方令人兴奋地觉醒了。这一方就是手术刀另一端久久沉默、被麻醉了身体的癌症病人。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医患关系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人们曾经确信无疑的医学被发现漏洞百出——这些错误似乎都集中在妇女健康问题上。
政治女权主义正在分娩出医疗女权主义，对新一代女性来说，在妇女身上最为常见但导致严重毁形的手术却从未经过正式的试验，这实在让人忍无可忍。1973年，克莱尔这样劝他的病人：“不要向根治性乳房切除术屈服。”

这些病房里流行集体失忆。如果记忆是生存所必需的，那么遗忘也是。一位人类学家写道：“癌症这个词被病人和工作人员很自觉地回避了。”病人们循规蹈矩，是“被定位的角色、预设的程序、持续不断的刺激”。那些人造的欢愉，更反衬出病房的辛酸凄凉。在医院的侧楼里，一名乳腺癌患者静静地躺着，等待死神的降临，而“走廊里的墙是黄色和橙色的，病房里装饰着米黄色和白色相间的条纹”。在国家卫生研究所，为了将乐观的情绪注入病房，护士制服都缀上黄色、卡通笑脸模样的塑料纽扣。
奥尔索普一针见血地指出，“拯救某个病人并不是最重要的任务，虽然医生花费大量精力来拯救每个病人的生命，或者说至少尽可能地延长他们的生命，但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拯救某个特定病人的生命，而是要找到方法去拯救所有人的生命”。

然而药物毒性加倍了，疗效却没有随之增加。在另一项高强度、被称为“一日八剂”的试验中，脑瘤患儿在一天要服用八种药物。不出所料，可怕的并发症随之而来：15%的病人需要输血，6%
的病人因严重感染而住院，14%的儿童肾脏受到损伤，3%丧失听力，更有一名病人死于感染性休克。然而，各类药物和剂量的不断增加仅仅加大了副作用，却没有提高疗效。一日八剂试验中的很多儿童不久后就死了，化学治疗收效甚微。

根本就是在试毒

当时的国家癌症咨询委员会成员罗丝·库什纳警告人们关注医生和病人之间存在越来越严重的隔阂。她写道：“当医生说副作用是可忍受或可接受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在谈论可危及生命的东西。但就算你吐到眼睛里血管爆裂……他们也认为这不值一提。他们当然不在乎你会不会秃顶。”她讽刺地写道：“那些微笑的肿瘤学家，根本就不知道他的病人是不是在呕吐。”

对男性来说，前列腺癌的发病率足足占了所有癌症发病率的1/3，是白血病和淋巴癌发病率相加的六倍。解剖60岁以上的男性尸体，几乎每三个中就有一个具有前列腺恶性肿瘤的某些症状。虽然前列腺癌是极其常见的癌症类型，其临床过程也具有高度的变异性。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癌症是感觉不到痛的——老年男性通常携带前列腺癌而死，而不是死于前列腺癌。但是对某些病人来说，这种癌症可能具有侵略性和攻击性，晚期能够转移到骨头和淋巴结中，引发全身性痛楚。

哈金斯写道：“癌症不一定是自主内在性地自我永存，它的生长可以通过宿主内的激素作用得以维系和传播。”正常细胞和癌细胞成长和生存之间的联结，远比我们之前想象得紧密：恶性肿瘤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身体获得营养壮大。

外科医生和化疗专家在无法治愈患者的情况下，转而开始学习照顾病人的艺术。这是一门不连贯而且让人不舒服的课程。姑息治疗，是关注症状缓解和安慰的医学分支，被视为癌症治疗的反物质，对其正面的否定，承认其口若悬河的成功是失败。单词“姑息”（palliate）来自于拉丁语“托词”（palliare）——它提供缓解疼痛，被视为是掩盖了疾病的本质，掩盖症状而不是攻击疾病。

预防就是治疗

HBV的发现使国家癌症研究所颇感难堪。该研究所花费了大量资金针对特殊癌症病毒项目，
给数千只猴子注射了人类癌症提取物，却从没发现一种与癌症相关的病毒。反倒是一位研究原住民抗原的遗传人类学家发现了流传甚广且和常见人类癌症相关的病毒。布隆伯格敏锐地意识到了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尴尬处境和自己在研究中的机缘巧合。为了避免矛盾，他于1964年明智地离开了国家卫生研究院。

20世纪20年代晚期，巴帕尼古拉将这一技术运用到临床病人当中。（他的妻子玛丽亚，据称每日都接受子宫颈涂片检测，这无疑是其坚强婚姻的鲜明体现。）和豚鼠的情况一样，巴帕尼古拉发现，人体子宫颈脱落的细胞，同样可以预示妇女月经周期的阶段。

癌症治疗就像是拿着棍子打狗，赶尽狗身上的虱子。——安娜·迪佛·史密斯（AnnaDeavereSmith），

对癌症治疗法而言，20世纪80年代中晚期是特别残酷的年份，希望与失望相混杂，复原力与绝望相胶着。就像是医生作家亚伯拉罕·韦尔盖塞（AbrahamVerghese）所写，“如果说这是西方医学界一个不切实际、空前自信的时代，濒临在自负的边缘，还是太轻描淡写了……治疗结果不好，是因为患者年纪太大，体质虚弱，或者是病人就医太迟。总之，从来不是因为医学无能。”

1982年7月，在致病原因不明的情况下，这种疾病有了它的现代名称：获得性免疫功能丧失综合征（AcquiredImmuneDeficiencySyndrome），或简称为艾滋病（AIDS）。

这个病才40多年的历史

像癌症患者一样，艾滋病患者也被这些隐喻麻痹和束缚——像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中的景象一样，病人被剥得净光，然后被迫穿上属于他们病种的可怕号服。伴随癌症而来的耻辱、罪恶、隐秘、羞耻，全部再植到艾滋病上，而且被十倍地放大为性罪恶、性隐秘、性羞耻。

1983年1月，卢克·蒙塔尼耶（LucMontagnier）团队，从一个患有考波希肉瘤的男同性恋的淋巴结活组织检查中，和一个死于免疫系统缺陷的扎伊尔妇女身体里，发现了病毒的迹象。蒙塔尼耶迅速推断，这是一种RNA病毒，可以将其基因传播到DNA中，并存入人类基因组——形成一种逆转录酶病毒。他将这一病毒称为免疫系统缺陷相关病毒（immuno-deficiencyassociatedviruses，IDAV），认为它很可能就是艾滋病的病因。

正常自我的扭曲态

通过在显微镜下观察恶性肿瘤样本，他认识到癌症就是细胞恶性增殖，即细胞受到扰乱后的病态性生长。但是，即使魏尔啸发现并描述了核心异常现象，他仍不能蠡测它的诱因。魏尔啸提出，机体受到损害后出现发红肿胀并激活免疫系统的发炎反应，能引起细胞增殖，导致生成恶性肿瘤细胞这种副产物。他近乎是对的：慢性炎症郁积几十年的确会引发癌变（比如慢性肝炎病毒感染在肝脏中会引发肝癌）。
炎症反应是使细胞为了对付外来伤害（例如一种细菌或伤口）而分裂。在癌症中，细胞的自发增殖是由内部信号驱使产生的分裂。魏尔啸把癌症的原因归结于细胞周围被扰乱的生理环境，却没有研究出存在于癌细胞自身真正的干扰力。

生物化学家亚瑟·科恩伯格（ArthurKornberg）曾经开玩笑说，现代生物学早期的研究方式就像寓言故事里那个在路灯下疯狂寻找钥匙的人，路人问他是不是掉在这个地方了，他回答说其实是丢在家里了。但他却一直在路灯下寻找，因为“这里的灯光最明亮”。

1983年，施皮格尔曼死于胰腺癌，那时他已经听说在纽约和旧金山的男同性恋和输血者中爆发了一种奇怪的疾病。在他去世一年后，怪病的病因终于在纽约被鉴定出来，那是一种名为HIV的人类逆转录病毒。

hiv是逆转录病毒

温伯格知道，这么容易分离并确认src是一种致癌基因，是因为劳斯肉瘤病毒仅有四个基因，在逆转录病毒的基因组里，致癌基因几乎触手可及。癌细胞则恰恰相反，有大约两万个基因。在这么多的基因中寻找致癌基因，希望渺茫。

基因是按个算的吗？

我说过，医学是从讲故事开始的。病人说故事描述疾病；医生讲故事了解疾病。科学述说它自己的故事解释疾病。致癌物引起内部基因的突变，引发细胞内连锁反应，然后发生突变、选择和存活的循环——这个关于癌症形成的故事，代表了我们对癌症诞生最有说服力的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