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之路笔记

若将你内在的东西活出来，它们必能拯救你。若不把你内在的东西活出来，它们必将毁灭你。——《多马福音》（TheGospelAccordingtoThomas）
正如荣格所断言的：“神经症的暴发不仅仅是偶然的。一般来说，这是最关键的时刻。它通常是要求新的心理调整、新的适应的时刻。”这意味着我们的心灵组织了这场危机，制造了这种痛苦，因为伤害已经造成，改变必须发生。
在成年早期，或者说，在第一个成年期（12-40岁左右），我们的人格不过是对外界的反应的集合。我们还不完全了解这个世界，我们学习的是身边大人的态度和行为，我们被要求成为这样或那样的人。到了第二个成年期，我们才有了一点闲暇和空余，自我才有了一些力量，可以琢磨着如何“成为我自己”。
心灵是一个实体，有其自身的目标，那便是求得圆满。对一个人来说，便是尽量实现完整性。一个前半生依赖性强的人，后半生需要学习自力更生；一个控制性强的人，后半生则需要学会顺其自然。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心灵就会轻轻敲击我们；如果我们还是毫无意识，心灵就会用板砖拍打我们。
如果我们不是一直保持有意识的状态，如果我们不是一直在积极地改变自我，在中年时期，内在压力的不断累积就会引发一场心灵的危机。危机是一种警告，危机也是一种召唤，召唤我们走向更广阔的旅程。正如本书作者詹姆斯·霍利斯所说：“我们的心灵组织了这场危机，制造了这种痛苦，因为伤害已经造成，改变必须发生。”但愿每个人都能经历这场危机。除非你一直在经历
调整和更新，否则，心灵就会以危机的形式，逼迫你不断扩展自己的边界，发展出那些被压抑的人格侧面，直到你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我们原本在母亲的子宫内与其连为一体，突然间，我们被粗暴地推入现实世界，开始了流放，同时也开始了追寻，以恢复失去的联结。甚至宗教也可以被视为寻找与母体子宫联结的一种投射（
我们甚至可以得出结论，未经审视的成年人格是由童年创伤引起的态度、行为和心理反射的集合，其主要目的是应对关于童年的机体记忆所体验到的痛苦。

海明威所塑造的一系列硬汉形象，实际上是那个来自伊利诺伊州橡树园的小孩的过度补偿，因为母亲让他对女人心生恐惧——她想要他变成一个女孩，甚至在他成年后，对他在情感上仍横加干涉。卡夫卡则被他强大的父亲所控制，以至于他认为世界本身就是强大、疏离和冷漠的。

实际上，过去的人格将被未来的人格所取代。过去的人格必须死亡，难怪会有如此巨大的焦虑。个体在心理层面被召唤，泯灭旧我以迎接新生。这种死亡和重生本身并不是终点，而是一条通道。要想更多地实现自己的潜能，获得成熟的活力和智慧，就必须穿过这条通道。因此，中年之路代表了一种内在的召唤，召唤我们从临时的人格走向真正的成年，从虚假的自我走向真实的自我。
在20世纪人类寿命突然延长之前，用托马斯·霍布斯的话来说，生命是“肮脏、野蛮和短暂的”

现代世界的意义已经从王权和宗教转移至个人身上，

神经症“最终必须被理解为灵魂尚未发现其意义的痛苦”。
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实现没有痛苦的生活，而是说痛苦已经降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必须找到它的意义。
有人可能会说，在承受内心压力的过程中，我们可能无法发现生命的终极意义。但是，我们必须找到内心冲突的意义，找到中年之路上必然的人格碰撞的意义。在这种命中注定的碰撞中，在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经历中，新的生命诞生了。
中年之路与其说是一个时间事件，不如说是一种心理体验。
当我们不得不重新询问关于意义的问题时，中年之路便被开启了；这个问题曾经萦绕在孩子的脑海里，但逐渐被岁月抹平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问：“除了我的过往以及我所扮演的角色，我究竟是谁？”由于把生命历程视为一种自动延续的存在，所以我们很容易被过去所定义和支配。我们已经习惯于制度化的角色，例如配偶、父母、工薪阶层，所以我们将自己的身份投射到这些角色上。

很多人执着于程序员的角色

所有的宏大问题都由曾经是孩子的我们提出，当时我们静静地观察这些大人，或者深夜躺在床上，觉得活着既有点害怕又有点兴奋。但学校教育、父母教育和文化适应过程的权重逐渐磨灭了孩子的敬畏感，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的期望和文化规则。
这些宏大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价值和尊严。如果我们忘记了它们，就会受限于社会环境，落入平庸，最后陷入绝望。如果我们“有幸”承受了足够多的痛苦，就会进入一种“勉强的”意识状态，那些问题将再次回到脑海。如果我们足够勇敢，足够关心自己的生活，就可能会穿越痛苦，找回属于自己的生活。

回溯往事时，我们常常对这些错误、天真和投射感到懊恼，甚至是羞耻。但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成年期：充满疏忽大意、羞怯、压抑和错误的假设，而且总是受到童年经历的影响。如果一个人没有大步前进、犯下错误甚至碰壁，那么他可能会一直是个孩子。从后半生的角度来回顾生活，我们需要理解和原谅不可避免的无意识罪过；但如果在后半生还不够清醒，那就是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

当童年的魔法思维和青春期的英雄思维，与一个人所经历的生活格格不入时，他就踏上了中年之路。

中年之路——它呼唤死后重生——往往是在恐惧和孤立中经历的，因为没有过渡仪式（ritesofpassage），也没有来自同样漂泊不定的同龄人的帮助。

在当了26年的教授后，我得出结论：大学的主要文化作用是充当一个容器，让年轻人充分巩固自我，以便更实质性地摆脱对父母的依赖。事实上，他们对父母的爱和厌恶大部分都转移给了他们的母校。

很多人上了大学以后才认清自己的父母

如果一个人有了工作，结了婚，为人父母并成为纳税人，他会认为成年是自然而然的。事实上，发生的情况是，童年期的依赖性部分隐匿起来，被投射到成年期的角色上。这些角色就像一条条平行隧道。从青春期的困惑中走出来，人们假设这些角色会确认自己的身份，提供满足感，并消除对未知的恐惧。第一个成年期，虽然事实上可能贯穿一个人的一生，但却是一个临时性的存在，缺乏深度和独特性，难以使这个人成为真正的个体。

很多农村青年不到20就娶妻生子

实际上，自我从来就不在控制之中，而是被父母和集体情结的能量所驱动，被投射的力量所支撑——这些投射指向文化为即将成年的人提供的角色。

什么年龄做什么事的僵硬

背叛感、期望落空、空虚感和丧失意义，伴随着投射的消解而出现，形成了中年危机。然而，正是在这个危机中，一个人有机会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超越父母、父母情结和文化制约的决定论。
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当临时身份被抛弃、虚假的自我死亡，第二个成年期才可能开启。这种丧失带来的痛苦可能会被后来的新生活所补偿，但身处中年之路的人们，可能只会感觉到死亡。

失业实际上促进了这个阶段的开启

在与“死亡”的交锋中，我们了解到，个人的选择至关重要，我们的尊严和深度恰恰来自海德格尔所说的“向死而生”。

面对可怕的外部世界和未知的内心世界，我们自然倾向于将焦虑及其解决全部投射到父母身上，相信他们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当我们不得不离开父母时，往往将知识和力量投射给公共体制、权威人物和各种社会角色。我们认为，像大人们一样行事就能成为大人。刚步入成年期的年轻人不可能知道，大人有时不过是拥有高大身躯和重要角色的孩子。

我们确信自己可以避免当初父母所犯的错误。但不可避免的是，我们都会将自己未曾实现的生活投射到孩子身上。
荣格观察到，孩子必须承受的最大负担就是父母未曾拥有的生活。
弗洛伊德认为，工作和爱是心理健康的首要条件。

只有知道外界不会拯救自己，我们才会想办法自我拯救。

我要名扬天下，我将长生不老，我将学会飞翔。”

想起了小学三年级时语文老师描述什么是理想和空想，拽喽拽喽长出翅膀

其他人不会也无法满足那个内在小孩的夸大需要，因此我们感受到了遗弃和背叛。

情绪不是我们选择的；相反，是情绪选择了我们，它有着自身的逻辑。

神经症或所谓的精神失常，实际上与神经学（neurology）并无任何关系。这个术语只是用来描述内心的分裂，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灵抗议。所有人都有神经症，因为我们都体验到了“我们是什么”和“我们应该是什么”之间的分裂。

诗人里尔克（Rilke）优美地指出，内心的恶龙实际上可能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怎么能忘记所有民族之初的那些古老神话，那些恶龙在最紧急关头变成公主的神话；也许我们生命中所有的恶龙都是公主，只等着看到我们表现出美丽和勇敢。也许一切可怕的东西，在其最深处都是无助的，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
恶龙就代表了所有我们害怕的、威胁着要吞噬我们的东西；但它们也是我们自身被忽视的部分，这些部分有可能被证明极具价值。若它们被认真对待，甚至为我们所爱，会为我们后半生的旅程提供巨大的能量和意义。

生命的自然历程要求年轻人献祭他们的童年，放弃对父母的幼稚依赖，以免他的身体和灵魂仍被无意识的乱伦所束缚。

什么意思？

一段失败的关系带来的心碎，曾经支持和拯救我们的人的离开，职业发展热情的丧失，都表明迄今为止由它们所维持的投射和同一性受到侵蚀。无论一个人在巩固自我状态、建构自我世界方面多么成功，中年之路上的坍塌都会带来困惑、挫败和身份丧失的体验。

中年之路的一项任务，就是彻底改变我们与人格面具的关系。由于前半生总是在建构和维护人格面具，我们经常会忽略自己的内在现实。而我们的阴影，代表着一切被压抑或未被承认的东西。

我们花了一辈子投资人格面具，愤怒的阴影当然会让人感到不安，但自由地感受真实的自己，是治愈内心分裂的必要步骤。

荣格指出，人生意义来自：人们感觉他们过着象征性的生活，他们是神圣戏剧中的演员。这给了人类生活至高的意义；其他的一切都是平庸的，是可以忽略的。一份职业，生育孩子，与至高无上的事情相比，与你人生的意义相比，都是幻象。

要想拥有一段成熟的亲密关系，我们必须能够坦言：“没有人能给我我最想要或需要的东西。只有我自己可以。但我会赞美这段关系所切实提供的，并为之真心付出。”亲密关系通常提供最多的是陪伴、相互尊重和支持，以及辩证的对立面。
里尔克把亲密关系描述成与另一个人分享自己的孤独。
如果重点在于个人成长，那么每个人都将有一个有趣的交流伙伴。若一个人阻碍自己的成长，即使这种牺牲是为了另一半好，那你的伴侣也将注定与一个愤怒且抑郁的人生活在一起。

我曾听到有人质疑：关注个人成长本身是否也是一种自恋？只要一个人决心实现自己的潜能，并把同样的权利赋予他人，这就不是一种自恋。

罗伯特·霍普克在《男人的梦境，男人的治愈》一书中指出，男人大概需要一年的心理治疗，才能够内化并面对自己的真实感受，才能达到女人通常开始治疗时的状态。我猜测他是对的，有多少男人准备接受一年的治疗，只为了达到这个起点状态。谢天谢地，有些男人会这样做，但更多的男人却在漂泊和迷失。作为父权制的受害者，男人只知道把权力当作男子气概的证明。
中年之路上的男人必须重新成为孩子，面对被权力所掩盖的恐惧，并重新提出那些古老的问题。这些问题看起来很简单：“我想要什么？我有什么感觉？我怎么做才能让自己感觉良好？”

个性不是由上帝赐予的；个性是通过每天与怀疑和反对的魔鬼抗争而得到的，如果不这样做，等待我们的将是抑郁和绝望。
我认识一位父亲，他在女儿上大学时对她说：“考虑到现在的离婚率，以及男人更短命的事实，你有80%的概率会独自生活，不管你有没有孩子要抚养，不管你有没有经济能力。因此，你最好有自己的职业，有足够的自尊，这样你的价值感就不必依赖于身边的男人。”

表明阿尼玛发展不充分的男性，会被类似水平上的女人所吸引；这还表明阿尼姆斯发展不充分的女性，会被拥有世俗权力的年长男性所吸引。
男人追逐年轻的女性，反映了他们不成熟的阿尼玛；女人仰慕有地位或年长的男性，是对她们自身阿尼姆斯发展不足的补偿。

外遇能够满足一个人在婚姻中未被满足的需求，而婚姻则因未被满足的需求而充满怨恨和愤怒。世界上最简单的事就是埋怨他人。有外遇的人经常会说：“我可以跟你说，但我跟家里那个人没法说。”

婚姻完全有可能进入中年之路的漩涡，如果（我是说如果）夫妻双方愿意再次“分离”，并就这种分离彼此对话，那么它就会解构和重组。
要使婚姻水乳交融，首先必须有更大的分离。
中年婚姻的转变包括三个必要的步骤：（1）双方必须对自己的心理健康负责。（2）双方必须承诺分享自己的经验世界，不因为过去的创伤或未来的期望而埋怨对方。同样，他们也要不带防御地努力倾听对方的经验。（3）双方必须承诺长期保持这样的对话。

我偶然发现，我们需要成年仪式，这些仪式帮助过我们的祖先，却在我们这个时代消失了。

亲子经验是个体与权力和权威的初次接触。人到中年，找到自己的权威是当务之急；否则，后半生仍被童年的变化无常所支配。我们依靠怎样的权威（规范性价值观）来生活？是谁在命令我？
如果一个人能够停下来，扪心自问：“此刻我是谁？我有什么感觉，我想要什么？”那么，他就不是在反射模式中，而是活在当下。
罪疚感和被社群排斥的威胁，对个人的发展具有强大的威慑作用。古人认为流放是对一个人最严厉的惩罚，这绝非偶然。

阿尼玛或阿尼姆斯。

这种说法最早来自哪，有什么典故

过着自己生活的父母就不会无意识地嫉妒，也不会将期望和约束投射到孩子身上。父母越个体化，孩子就越自由。

我听到有人说，心理治疗就是把自己的痛苦归咎于父母，其实不然；我们对人类心理的脆弱性越敏感，就越有可能原谅父母造成的伤害。最严重的罪行是保持无意识状态，这是我们无法负担的罪过。无论在过去的历史中发现什么创伤和缺陷，我们都有义务养育自己。

凡事说原生家庭，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于父母，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不负责。

弗洛伊德认为，工作是健康的必要组成部分。但什么样的工作才算呢？工作和使命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工作
是我们为了养活自己而不得不做的事情。使命（vocatus）则是我们被召唤用生命能量去做的事情。感受到创造力是个体化的必要部分，而不回应召唤则会损害我们的灵魂。
因此荣格说，正确地模仿基督，不是像从前的拿撒勒人那样生活，而是完全地活出个性，活出使命，就像耶稣活成基督那样。

活成基督是什么意思？

我们在专业化上走得越远，人格受到的损害就越大，灵魂也就越迟钝。

所谓理工男的标签

对类型学的考虑远不止告诫我们要培养一项爱好。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是使过于片面的人格恢复平衡的唯一方法。
阴影是指个体身上被压抑的一切。

我们越处于无意识状态，我们就越向外投射。

我们可能会认同一些符合集体价值观的信仰和行为，比如追求财富或遵守规范，但这种适应的代价是神经症。或者，我们可能活在一个错误的神话中，比如：“我必须永远做一个好孩子，要避免愤怒，要为他人服务。”这样一个引导性的意象可能是无意识的，以致我们总是以这种方式反应，几乎无法想象另一种反应。外在的服从和内在的顺从都无法使人完整。事实上，一个人被反复地要求服务于外界，而且当冲突发生时，他仍要继续服务于原来的期望。再一次，社会的稳定得到维持，但代价是个体的牺牲。
我们被迫在外部意识和个人神经症之间做出选择，但只有个体化的道路才是可行的选择。

什么是个体化的道路

简单地说，个体化是每个人发展的要务，即在命运限制的范围内，尽可能地成为完整的自己。
除非有意识地面对命运，否则我们就会被命运束缚住。我们必须把自身的本性与所获得的东西分开，把真实的自我与虚假的自我感分开。“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并没有决定我是谁；我的选择才决定了我是谁。”

荣格所指的对客体的认同，最初是一个人对现实与父母的认同，后来是对父母情结和社会制度的权威的认同。只要仍然在根本上认同外部客观世界，我们就会与自己的主观现实相疏远。
在保持对外部关系忠诚的同时，我们必须更充分地成为自己要成为的那个人。

自己要成为的那个人是什么样的，如何确定

个体化作为一组引导性的意象，既是目标又是过程，它为人类服务，而人类又贡献于文化。荣格写道：“目标仅仅作为信念存在是很重要的，更本质的事情是通往目标的‘伟业’，它才是终生的目标。”
前半生的任务是获得足够的自我力量，离开父母，进入世界。这种力量在后半生可用于灵魂的更广阔的旅程中。然后，轴心会从“自我—世界”转向“自我—自性”，生命的奥秘会以不断更新的方式展开。这不是对我们社会现实的否认，而是对生活中宗教本质的恢复。
他是否与某种无限的事物有关？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理解并感觉到，此生我们已经和无限有了联系，那么欲望和态度就会改变。归根结底，我们之所以有价值，只是因为我们所体现的本质；如果我们没有体现出本质，那么生命就荒废了。

当我们孤单一人而不感到孤独时，我们就抵达了独处的境界。

那些相信轮回的人认为，我们可能会有来世，还有其他机会去实现其他的可能性，但即便如此，那也是另一生，而不是此生。我们被召唤活在当下，要活得充实。在接近死亡和年老衰弱时，我们不能犹豫不决、心怀羞愧，然后抱怨过去。如果我们要做完整的自己，那么现在就是最佳时机。

如果我们活得足够长，我们所爱的每个人都会离开我们；由此推论，如果我们活得不够长，我们就会离开所爱的人。

在中年时，精力的减退和苦心经营的一切被摧毁，自然会让人感到苦恼。但在这种苦恼之下，有一个盛情邀请。它邀请我们为接下来的旅程换挡，从外部获取转向内在发展。从第一个成年期的角度来看，后半生是一场缓慢的恐怖表演。我们失去朋友、伴侣、孩子、社会地位，然后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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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从某个角度来看意味着得到，因为放弃旧的自我确定性，会使人遇到一个更大的现实。如果我们是不朽的，就没有什么真正重要，没有什么真正算数；但我们不是永生的，所以每个选择都很重要。
矛盾在于，人类存在的价值和尊严、恐惧和希望，都依赖于必有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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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论在于，只有通过放弃我们所追求的一切，我们才能超越安全和身份的虚假保证，放弃所有的追求。接着，最奇怪的是，剩余的存在会充盈我们的内心。然后，我们从头脑中的知识——尽管它有时重要——转向心灵的智慧。
据我所知，对于生命，没有谁比荣格的定义更为精妙，他说：“生命是两个巨大的谜团之间的一束光，而这两个谜团是一体的。”
现代希腊诗人卡瓦菲斯（Cavafy）捕捉到一个悖论，即旅程的目的可能就是旅程本身。他的诗名为《伊萨卡岛》（“Ithaca”），这座城市既是奥德修斯的出发地，也是他的目的地；而奥德修斯是所有人心中流浪者的原型。诗人劝诫奥德修斯祈祷他的旅途漫长、充满艰险，并且敦促他不要急于返程。

我们了解到，没有人真正知道生命的意义，也没有人知道生命的奥秘。那些吹嘘自己知道的人，要么仍然在向外投射，要么就是在自吹自擂；充其量，他们是在证明自己的真理，而不是我们的真理。因此，没有什么大师，因为每个人的道路是不同的。
有时，一个人在晚餐时站起来走到屋外，一直走下去，因为在东方某处有一座教堂。孩子们对他说祝福的话，好像他已死去。而另一个人，他留在自己的房子里，待在那里，消耗在碗碟和杯子里，这样，他的孩子们就得远走他乡走向那座他所遗忘的教堂。
正如几个世纪前圣杯传说所言：“走别人走过的路是一件可耻的事。”

灵魂旅程的丰富，至少与世俗成就一样有价值。

不必执着于财务自由

目的论（teleology）是荣格用来解释心理事实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在荣格看来，心灵是有其目的和追求的，朝着个体化的方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