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因此，真正的政治民主必须包含着被统治者有通过他们的代表来控制经济政策的权利。
一、不均匀的土地
但现实生活中又有多少国家信奉联合国的原则呢？这似乎与一个人的团体一样，每个人都想加入它，并显示自己对它的热爱，但实际上处处违背它。当今世界，利益多元化，意识形态壁垒森严，各种冲突层出不穷，联合国的确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但是，联合国也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尤其是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方面。
经济发展只是一种现象，集中或者民主都有可能促进或者抑制经济发展，需要关心的是，在经济发展后社会中的哪些变化会有利于发展政治民主。
不论需要什么，结果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交换机制：发展中国家要拿出最好的东西与发达国家交换。于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无法享受本国生产的最优产品，甚至是第二等产品也不能享受。因为第二等产品要供来到这些国家的外国人消费。
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精华产品都涌向美国市场，以换取美元。由于大家都想取得美元，形成强大的竞争，产品的质量很高，价格却很低。这种状况造成美国市场空前的繁荣。这是市场机制造成的结果，也是二次大战后布雷顿森林会议确定的美元的世界地位给美国带来的好处。当然，外国的产品大批进入美国，冲击美国本身的工业，造成工厂倒闭，失业增加，这一点也不能不看到，所以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这两大势力始终争斗不休。
美国制造业的衰落由来已久，这是美元的强势造成的，特朗普想通过关税来改变，有点痴人说梦。
一个社会怎样巩固自己的制度是重大问题。单从制度着手，难得有牢固的制度，只有把制度真正注入到民众生活中去，才是真正的巩固。
努力使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自行的组织和动力，自行满足社会的需要，从而使政治系统或行政系统只起间接管制的作用，是在这个方面取胜的一个有效的途径。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高度商品化带来的光怪陆离的现象比比皆是。人的肉体、性、知识、政治、权力、法律，都可能成为商品化的目标。纽约四十二街上的黄色文化，大概也是商品化的一个重要产物。商品化，在不少方面腐蚀着社会，引出不少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反过来也会增加政治和行政系统的压力。所以，商品化可以减轻政治和行政系统的负担，但有一个重要的前提，这就是政治和行政系统必须管制商品化。商品化的真正本质不在于每样东西都成为商品，而在于商品处在合理的运转机制之中。
如果人们在精神领域中拒绝现代化，那么现代化就难以侵入他们。
今天世界许多国家面临的问题就是年轻一代对制度基础的信任危机。这个问题不加以解决，制度就会面临挑战。
二、古老的政治精神
任何社会想长治久安，都应当传播自己的价值体系，只不过传播的方法各有不同，而传播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方法。
美国人不断用这些没有确定含义的信条来保护自己，因为没有确定内容，反而容易长存。
对一个社会发展来说，第一步是核心价值成为社会主流，然后是使其成为现实。在核心价值没有成为主流时，要使其成为现实，难度自然更大。一个社会可以说它信仰什么，但不等于它实际上就拥有什么，或者不拥有什么。
福利政策必须要抽取较高的税。以支持政府预算。抽高税，在任何地方都不会便人兴髙采烈，心悦诚服。美国人向往平等，但如今平等与高税收联系起来，他们就望而止步了。如果仍有人强烈主张这种平等，大部分人就会转向强调自由，认为这类平等是侵犯自由。
独立战争把平等推到一个新的层次，后来的发展也不断推进政治平等。但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平等进展缓慢，原因是人们认为这属于自由领域，自由不可侵犯，尤其是私有财产的自由权。美国人只接受条件平等，而不接受结果平等。条件平等确定之后，便是自由领域。不少美国人确认条件平等已经实现，再讲平等只能是结果平等，这是自由成为当今主导价值的重要原因。在个人主义盛行的今天，平等难以成为主导价值。
普莱维特和沃巴的解释是：没有政治限制，人是不可信任的。因此宪法反映出的人性观是悲观主义的，而非乐观主义的。
本着这些想法，宪法确定了以下三大基本原则：实行代议制，包括废除贵族头衔，并放官职，定期选举，代议政治；分权治理（分权包括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纵向指的是联邦制，各州保留较大的权力。在当时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案。横向指通常所说的“三权分立”）；
有限政府，即规定政府不能做什么，如不得干涉宗教、言论、写作、集会等方面的权利。同时规定“法治而非人治”原则（Governmentoflaws,notofmen），由于这样的原则的要求，宪法确定了法院系统。
今天美国人对宪法的解释早已大大异于二百年前，但大家宁愿说这就是二百年前的东西。因为今人说的话要叫人听从不容易，古人说的话要容易一些，有时要容易得多。关键的问题是，实际上没有人有力量改变这部宪法，维持它并解释它是唯一出路。也许这是一条通则，如果还有某种力量可以改变宪法和政治制度，那这个社会在政治上和社会管理上就没有达到稳态。
在很大程度上，美国政治制度与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的适应，并不体现在联邦和州级政府上，而是体现在县级以下的政府上。
最初来到美国的人，在英国受到宗教迫害和政治迫害，对政治保障有最为强烈的愿望，对自身权利有最深切的认识，对政治权力怀有最大的戒心。另一方面，他们受的是西方文化的熏陶，他们在迫害中向往的是西方古代（古希腊）或中世纪公社的民主传统，他们不远万里来到新大陆，主要是逃避一种政治生活，建立另一种政治生活。这就是早期美国人为何有民主观念的原因。
任何准备用于自己的政治权利，都要准备与别人分享，否则自己也会丧失它们。
大概的统计数字是，整个就职活动（差不多一周）需要3000万美元，包括国家开支和私人开支。全套活动的门票（包括各种宴会、仪式等）为25000美元一张。正式庆典活动估计在2000万美元。1981年，里根就职时花了1600万美元。这些钱都是私人捐助。政府也破费不小，国会对就职仪式的预算是775,000美元。华盛顿市政府拨款230万美元，提供警务、防火、医护等服务。国防部大约花了250万美元以提供军队、仪仗队等。整个活动的开支惊人，这也是美国体制的一个特征。大部分开支来自民间，虽然这里面说明没有政治义务，但究竟是否如此，就难说了。不过，作为一种既定的程序来交替权力，这些破费比起以混乱甚至流血交替权力来，代价不算髙。
这套仪式是古老的，宣誓词是二百年前第一任总统所用的宣誓词，《圣经》也是二百年前乔治·华盛顿用的《圣经》。美国民族是一个十分重视传统的民族。这种状况似乎有些奇怪：美国人那样追求创新，那样个人主义，怎么会这样看重传统。其实，越是在没有人说了算的地方，传统便具有越大的权威。传统成为现代人唯一可以依赖的东西，而现代人却不能拿出一种东西来使众人信服。
在权力更替这个敏感的问题上，规矩和传统更能约束人。凡是现代政治变动较大而没有形成政治规矩和政治传统的社会，权力更替都有某种困难，或者还在寻找合适的道路。
政治规矩和政治传统之所以有作用，在于它们能保护统治阶级内部不同团体之间的权力关系。
政治规矩和政治传统比法律更有力量，因为一种是写在文字上，一种是写在人们的信仰里。一个社会政治发展之路，就在于把政治原则和信念变为政治规矩和政治传统。
自由主义用讨价还价代替了规划。自由主义可以扩大政府功能，但却不能协调这些功能。凯恩斯主义政策也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赤字财政成为政府的难解之谜。到六十年代末这些问题逐渐爆发，经济危机、财政赤字、社会问题、经济凋敝、道德日下等。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结合的结果，并不是光彩夺目，而是昏暗凄凉。
利益集团多元主义败坏了传统的民主观念，使政府变得无能为力，没有威信，使政府无法再民主地运转。
三、多彩的民族性格
试想赶着牛车，过着悠闲的乡居生活的人，和乘着喷气客机、过着紧张的城市生活的人，共同来到这个世界舞台上，面对着错综复杂的各种体制，谁将更有竞争力？
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地理界限，在于心灵界限。生活于现代都市中的人，依然可能具有乡居的意识，居住与乡间的人，也可能具备浓烈的国际意识。教育是打破心灵界限的强大力量。
工作态度是一个社会最宝贵的财富。人们的工作态度认真、勤勉，社会就获得了这笔财富。反之，社会就会丧失这笔财富。日本、新加被、香港、南朝鲜的经济起飞、与人们的工作态度有密切的关系。
日本人有过一句名言，叫“工作到小便发红”。
有的认为它们鼓动人们勤奋工作。这种精神由早期殖民者从欧洲带到美国，其基本精神是：物质上的成功是上帝恩赐的信号，实现了这些成功的将是上帝的选民，将会进入天堂。
人与人之间的非亲属交往，来自少年和青年时代。有了家庭之后，很难形成深交。精力、财力、文化都不允许。而在少年和青年时代比较容易。在一个地方住了十几年，与一群人共同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到了大学时代，情况就变了。大学的机制也使人们不易形成深交，大学生基本上是孤独的，没有班级的概念，选什么课就在什么班，下个学期各奔东西。居住条件良好将人隔离开来，大学如此，社会也如此。
四、多层面的社会调节
科学技术的这种发展，泛泛地说，提高了个人的地位，增长了个人的自我意识，强化了个人的责任感。使每个个人都找到在社会这个大机器中的确定的位置。而在科技不那么发达或用传统方式生产的社会中，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不很明确，角色可以互换，社会组织的混乱和不稳定的可能性较大，主要原因在于角色的可以互换性。这不仅有经济的含义，而且有政治的含义。在一个社会中，只要相当一大部分人对自己的角色不明确，这个社会就可能处在结构性的混乱之中。
高科技的应用，把人越来越牢固地束缚在科技过程中，人异化了。于是产生了对这种治人力量的反抗：反抗电子转账技术，反对电子自动查询技术。奈斯比特将之归结为科技使人失去了人的接触和感应，所以人们要产生逆反心理。
科技发展的突飞猛进使其自身治人的手段高度完善，有可能突破一般的技术性管理，而走向每个人的内心世界，侵入人们的私域。
五、交织的政治力量
利益集团，又称压力集团，为美国政治和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理解利益集团和压力集团，不仅是理解美国政治的重要一环。而且是理解美国社会运行过程的重要一环。何谓压力集团？一般而论，就是想用共同力量来影响政治过程的团体。这个团体往往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它们向政治过程施加影响，以保护自己的利益或得到更大的利益。
利益集团为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在财产私有的条件下，个人的利益十分明确，界限也明确，追逐更大利益的动力和机制都强而有力地存在，个别利益汇成集团利益以争取更大权力，是自然而然的。
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大特点是政府为被动政府（传统的特征，最小的政府为最好的
政府），要运用政府手段来保护和扩大自己的利益，个人的力量显然不行，只有团体的力量才能奏效。社会存在着组成集团才能有所作为的传统和文化，这是其社会组织的一个特点。
由于战后社会主义国家都遇到这样和那样的曲折，经济发展均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所以总体的吸引力不够。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却产生了压倒一切的吸引力。一般而论，大众不从制度、结构、观念、精神、人的本质等角度判断社会优劣，而是从自己的日常生活出发，或者说从肠胃由发，而不是大脑出发。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差距，主张改革资本主义制度的组织和观念在西方社会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所以，美国社会也让它们自生自灭。如果有一天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水平倒转过来，恐怕就要对它们管制了。其实不用超越，只要拉平，意识形态之争可能就会东山再起。有个朋友说，此话不错，甚至只要再有几次严重的经济衰退，激进分子就会有市场。
可能就是当前面临的情况(2025年)，美国社会未来可能面临极大的不稳定，或许会发生革命，无论是资本主义自身的革命还是共产主义革命。
美国社会的权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大公司、军事组织和政治领袖。美国的经济掌握在几百家大公司手中，它们决定着社会经济走向。政治权力日益集中于联邦政府，总统的权力日益扩大。军队成为政府开支最大、机构最庞大的机构。这三个领域的领袖构成权力英才阶层，他们决定生死攸关的问题。公众只能望权兴叹，无所事事。
米尔斯还认为这三个领域的权力相互联结，相互配合。退休的将军应聘去一家国防工厂中做经理；落选的总统候选人到大公司当顾问；大公司的董事长或经理出任政府官员。托马斯·戴伊（ThomasR.Dye）有本书，叫《谁统治美国》，书里的观念是：美国由五千名大亨统治着。
社会的管理权，最后是掌握在一部分英才手中的，不论这个数目是五千还是五万，他们绝对是社会的少数。英才统治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的共同特征。因此这就给人类社会的发展提出一个问题：严格意义上的民主是否符合大规模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或称内在要求。美国人一方面在理论上维护制度的民主和宪法的民主，另一方面从心理上和文化上崇拜英才。很少有哪个民族象美国人这样崇拜英才。虽然看上去不少美国人对许多事情都满不在乎的样子，其实美国文化中英雄崇拜的心理很强烈。这也许和美国历史和民族的成长有关。这种心理和文化价值，是英才统治在美国通行的基础。美国人在观念上主张大众民主，在实际上接受英才统治。 这既是美国社会制度奇特的一面，也是它难言的一面，不少学者均认识到英才统治的现象违背大众民主原则。但它是产生于大众民主，有人利用它，无法强制取消和限制，那样反倒破坏了民主原则。这个两难困境，在美国社会制度今后运转中会有所突破，但走向哪一个方向，目前尚不能预料。
在这些条件下，商品生产的平等原则发展成以民主为核心的观念。这种观念要求社会政治制度在形式上能与之相适应。
工人的股票对企业没有决定权，他们的这些资金恰恰是被大股份持有者控制着。由于股份极为分散，现在大资本甚至可以用百分之二、三的比例控制整个企业的百万小股份。这样大资本无形之中动用了社会资金，使集中达到更高的程度。同样，由于中小企业只是作为利润的吮吸对象而存在，因此，中小企业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各种努力，在促使其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在扩展着利润的源泉，也在促进资本主义生产的集中。这样就必然会造成形式上民主、实质上集权的状况。这种状况的必然结果是，从形式上看，人们享有更多的民主权利，可以参与生产过程和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但从实质分析，他们的所有民主活动，只能是“自觉”地按着资本进一步集中的要求而进行，他们的行动统一于一个意志之下。
六、不完全竞选
其实两党之间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分歧，有的只是在同一意识形态下对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的分歧。可以说，它们之间的分歧在于对一些共同认同的问题持什么态度。
每个社会都需要两个方面的政治活动，一是比较集权以产生政治领导的过程，一是比较民主以领导政治的过程。美国政治体制应付的，是后一个活动。前一个活动由政党决定。
美国的政治体制有一个妙处：你不能说它不民主，你也不能说它民主。所以我说美国的选举是“不完全竞选”。
七、政治金字塔
我们驱车来到国会大厦前面。这是座宏伟的白色大厦。一下车，就看到通往大厦门前的路上放了许多混凝土的三角桩，布置得弯弯扭扭，车辆是无法直接冲进去的。据说是为了防范中东的恐怖分子。有些恐怖主义分子扬言要炸国会大厦，警方不得不小心从事。国会大厦入口处，站了许多全副武装的警察。
2001年911终于成功…
八、软性治理
尽管美国说起来是个文明程度很高的国家，但虐待儿童的事端不绝于耳。F女士告诉我们，去年他们这里有一百起有实据的虐待儿童的事件，有两个变成终身残废。很多孩子的残废是被打出来的。再有就是照料被虐待的成年人，大部分是妇女，美国人打老婆遐迩闻名。
但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会有穷人？因为“五月花号”来到时并非无穷富的明显差别。制度产生了穷人，也就产生了否定自己的力量。统治者必须想方设法转化这种力量。看一下美国二次大战后的历史，得出这样的答案不难。
真正严重的问题是：美国社会没有停止制造否定力量，反而越产越多，而人类服务对此又只能转化，不能消除。长此以往，这项功能总有一天会达到极限。但对美国来说，已没有其他的选择，这项选择是防范政局可能的动荡不得不做的。
对很多社会来说，危机的原因并不在制度，而在一些非常普通的事情：人们能否吃饱穿暖。
宗教不能成为政治的工具或成为政治的主宰。中世纪的状况是后者，表现为一种愚昧的专制；现代有些国家实践前者，表现为一种专制的愚昧。
宗教不能成为迷信，成为迷信就会发生火烧布鲁诺，将童男童女送于河神，求神寻丹的荒诞行为。迷信与宗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宗教更多的在于个人的道德情操修养，追求自律和奉献，
迷信往往要求个人奉献于一种观念，不要求理性的过程，只有更多的盲目性和对自我的畏惧。凡是在宗教与迷信没有真正分开的地方，宗教就不能发挥正向的社会功能。
伊朗是愚昧的专制，印度是专制的愚昧。
九、制度的再生产
人们靠什么来传播一个社会的主导生活方式？古往今来，可以列出多种方式，如军事征服，罗马帝国征服行省，法西斯征服邻国；再如政治关系，如宗主国于殖民地的关系；经济一体化，当今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贸易和金融等关系的大规模交流；教育渗透，如希腊化时代和中世纪的神学化时代。
在当今世界，起主导作用的是后两种力量。一种是经济力量。经济力量的发展向人展现了人的本性中最基本的追求，人们易于接受。美国战后经济的发展成为其生活方式传播的主要媒介。二是教育力量。教育是一种神奇的力量，它潜移默化地向人们传播一个社会的主导信念。
十、活跃的智慧
一个社会的发展，与知识尤其是先进知识的传播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总结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新知识、新智慧的出现往往并不意味着社会的进步，而只有新知识、新智慧的广泛传播才意味着社会进步。
耶鲁大学的东亚图书馆，收有大量中文资料，连非正式的出版物都一一收存。“文革”中红卫兵小报在不少大学图书馆中有较为完整的保存，为今天学者们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有利的资料基础。
任何社会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知识管理。政治管理也罢、行政管理也罢、经济管理也罢、技术管理也罢，最终均是对人的管理。人不是抽象的、机械的对象，而是能思维、有主见的对象。主导人的行为首先是人的思想，是人所接受的一整套既成文化和既成观念，以及人们在这个基础上所进行的创造。一切社会的进步和冲突其实都源自对知识的管理。
十一、危机的潜流
在有关本国的知识方面，知道美军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是珍珠港事件的有81%，知道政府分为立法、司法和行政三个部分并相互制衡的只有64%，知道门罗主义的只有42%。
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是1823年由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在国情咨文中提出的外交政策，核心宣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要求欧洲列强停止在美洲的殖民活动和非美洲国家不得干预美洲事务。其背景源于拉美独立运动与欧洲“神圣同盟”的干预威胁，美国借此机会与英国争夺对美洲的影响力，最终选择独立发声而非与英国结盟
门罗主义从一项防御性政策异化为美国霸权扩张的“遮羞布”，其历史轨迹映射了国际关系中的权力悖论：以“保护”之名行控制之实。正如墨西哥学者所言：“门罗主义2.0仍在限制拉美与世界的平等对话”，而拉美的觉醒或许正为这一百年霸权敲响丧钟。
https://yuanbao.tencent.com/bot/app/share/chat/wFnbdPbjhQQA
在商品经济中，钱的力量是难以抗拒的。如果没有一种力量加以引导，人们都会唯利是图。最后会引出严重的社会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也都处在这样的困境之中。发展经济，需要首先调动货币机制，引导人们的精力。等到经济发展了，需要高科技高技术了，才发现难找这样的人才，因为货币力量会趋使人们寻找简单劳动挣钱，而非复杂劳动。这是值得发展中国家引以为戒的。
如果基本知识的传递都成问题，那社会的基本价值信念如何传递？如何社会化？这不仅是对美国社会经济的最大挑战，也是对美国政治的最大挑战。新保守主义的兴起表明这种忧虑已达到相当的程度。
对于吸毒，也有不同的看法。如托马斯·斯萨斯（ThomasS·Szasz）就写了一篇文章，认为：大部分人均反对滥用毒品，认为要采取强制性的政策，因为毒品太危险。但是他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损害和杀死自己，这是人的自由的一个基本方面。自我摧毁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罪恶，也可以通过非正式的手段来惩罚，但不能视之为一种罪行或精神疾病，运用警察力量来控制它。因此不让一名成年人拥有毒品是荒谬的。武器、利刃都更为危险，但无人禁止。这是一种权利。所以不能剥夺成年人拥有和使用毒品的权利，尽管大部分人不会使用它们。这是一种典型的反面观念。
一枪可以打死一个人；一包毒品，只要对方不受用，便打不死人。美国人认为拥有枪是公民权利，那么毒品为什么不能拥有？这个难题，美国人还没有解开。
人们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这个环境包括家庭、学校、企业、文化、教育、政治、法律等各个方面。这个环境在产生吸毒者呢还是在消除他们？吸毒者越来越多，与日俱增。反毒肃毒只是消极手段，因为只是针对结果而言的。但要改变产生结果的原因，又谈何容易？
利米里奇（Limirich）说，1831年，法国著名的学者阿莱克西·托克维尔写道：“上天没有使他们变得文明，他们注定要死去。”今天美国白人已不象过去那样持这种露骨的观念，但另一种观念是存在的：上天没有使他们变得富有，他们注定要受穷。是的，很强烈的观念。
女权主义者是经典著作的敌人（这里可以了解为什么女权主义者反对布鲁姆）。
在许多社会中，问题往往不是出在体制上，而是出在价值体系的衰落上。一个社会没有核心的价值体系，便会遇到最大的政治协调和管理难题。
二次大战即将结束前，著名文化人类学者本尼迪克特写过一本轰动一时的书，叫《菊花与刀》。书中对日本文化有精到的分析与见解，但不乏优等民族看待低等民族的味道。好象动物学家描绘大象或金丝猴的生活习性，详尽、准确，但绝无羡慕之感。
二次大战后，美国获得了得天独厚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社会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然而，相隔三、四十年后，美国的地位就受到了严峻和有力的挑战。可以说，日本只是第一个向美国挑战的民族。在下个世纪里，必然会有更多的民族也向美国提出挑战。那时，美国人才会真正反省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接下来的时间，中国要让美国好好反省反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