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电视剧叙述线索纷繁错乱，人物暧昧难明，常常含有需要观众主动填补的隐喻空间，要靠观众自行猜测人物与事件、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甚至连真人秀节目都在调动观众的预测性想象。
在这种情况下，电视也和游戏一样，向人们提出了更高的认知能力上的要求。由此，大众文化使现代人变得聪明了，而不是相反
只要你接受了人们实际上很喜欢创造并分享事物这个观点，不管分享的内容有多笨拙，完成得有多糟糕，并且能够理解“让彼此都能欢笑”和“付钱让别人做一些让我们发笑的事情”是两种不同行为的话，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卡通网络就成了“大笑猫”的一种低质量替代品了。
8小时工作，8小时睡觉，8小时做我们想做的事！
在我长大的地方，顾客在下午3点购买一小片切片比萨的可能性太低，因此我们不会冒险提前做好一整张比萨。而在34号大街和第六大道的拐角处，你就可以做上一整张比萨来等待生意上门。 任何人类活动，无论看上去多么不可能，在人群中发生的可能性都会增加。规模较大的盈余和小盈余就是不同。
任何人类活动，无论看上去多么不可能，在人群中发生的可能性都会增加。规模较大的盈余和小盈余就是不同。
正如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在《泰坦的海妖》（The Sirens of Titans）中借主角之口说出的：“人身上发生的最糟糕的事就是，他们对任何人和任何事都没有用处。”
民主国家既培养也依赖公民的知足常乐。当一个国家的公民足够满意而不出现在街上游行的时候，这样的民主国家是正常运行的；而一旦公民上街示威，那么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了
民主国家需要游行来表达
资源匮乏要比丰富更容易解决，因为当某样东西越来越稀少的时候，我们会简单地想到它比从前更珍贵，这仅仅是一个概念上的小变化。而丰富则不同：它的出现意味着我们可以开始像浪费一切廉价的东西一样去处理此前珍贵的东西，仿佛它们便宜得能被拿去做实验似的。因为丰富改变了我们曾经习以为常的平衡状态，它能令在匮乏中成长的我们迷失方向。
如果社会的变化很容易被立即接受，那么它就称不上革命了
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称这种形式为“数字化佃农”（digital sharecropping），在美国内战后的时期，佃农是那些在土地上耕作，但既没有土地所有权也没有产品拥有权的农民。在数字化佃农形式下，平台的拥有者赚钱，而写东西的人却赚不到，卡尔认为这种形式明显不公平。
只有能帮助人们做其想做的事情时，新的工具才得以被利用。
动机分为两大类——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内在动机能让行为本身就成为一种回报。
美国慈善协会（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ilanthropies）把那些将募集到的善款的40%作为运营费用，另外60%用于慈善事业的慈善机构定义为合格——不糟糕，但也不算好，而运营费用控制在15%，捐献出85%善款的慈善机构则可以被评为优秀。
我自己完成了一件不错的事情”的感觉总是比“请专业人士替我完美地完成了这件事”的感觉要好得多。
这种个人承担成本却给社会带来利益的行为，叫做利他惩罚。人们从惩罚他人的错误中得到满足，即便这些惩罚行为会花费他们的时间、精力或者钱财。
音乐分享的崛起，不是人们无视法纪造成的社会灾难，也不是一个美丽新时代到来的曙光。它只是通过正确的激励方式，将新的机遇与旧有动机结合起来的产物。只要你做到了这样的结合，你就可以从最基本的方面改变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从简单到如音乐分享，到复杂到如公民参与这样的人类行为无一例外。
《弱关系的力量》（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中写道：求职者倾向于通过泛泛之交而不是挚友或亲人寻找工作。
当一个成员公布自己的实验成果时，其他人不仅要知道结果是什么，更要知道实验是如何进行的，这样才能保证其结论是可靠的。科学思想家们称这种情况为“可证伪性”。如果一种主张缺乏可证伪性，就会受到很大的怀疑。
炼金术士们的失败不在于他们不能点石成金，实际上，谁都不可能点石成金。炼金术士们的信息不够畅通才是问题所在。
炼金术士这个群体以隐居遁世闻名，他们各自为阵，对自己的方法和成果颇为保密，他们几乎不会用如今我们所理解的文献资料的方式来呈现真知灼见和成就，更不用说给出任何证据了。炼金术是秘籍，当然不能用来分享，而是应该由师父传授给徒弟。并且，当炼金术士们描述他们的实验时，那些描述都是不完整和含糊不清的
过于关注群体的情绪化因素有可能导致这样一个不良影响：群体行动能力的削弱。一个群体对其成员个人满足感的关注可能会超越其对自身目标的关注。比昂指出了群体沦为纯粹情绪性工具的几种形式：变成“配对群体”，群体成员们只对彼此结成浪漫关系以及谈论配对成功的人感兴趣；对某些东西的过度崇拜和不断赞美（各种爱好者群体常常有这种特征，比如哈利·波特书迷会和阿森纳球迷俱乐部）；过分关注外界的各种威胁，而不管威胁到底是实际存在的还是臆想的。比昂尖锐地指出，由于外界的敌对势力对于群体的团结具有强大的促进作用，所以一些群体会倾向于推崇比较偏执的领导人，他们擅长识别外在的威胁，从而在群体内部形成一种令人愉悦的团结感，无论所谓的威胁是否真实存在。
古登堡的印刷赎罪券席卷市场。16世纪初期，德国地区的赎罪券倒爷约翰·太泽尔（John Tetzel），带着一摞摞已经印好的赎罪券想要横扫城镇，他的叫卖常被翻译成这样一句话：“金库里钱币响一声，天堂里的灵魂就回春。”赎罪券赤裸裸的商业用意，加上其他的一些因素，激怒了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于1517
印刷机带来宗教革命的原因不仅仅是传播了新思想，直接原因是它印刷赎罪券。
年发起了对天主教会的批评，也就是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这个论纲起初被他钉在维滕贝格（Wittenberg）一家教堂的门上，接着被大量印刷并散布开来。马丁·路德的批评，伴随着被翻译成当地语言的《圣经》的传播，掀起了新教改革运动，同时也让教会（以及整个欧洲）陷入危机。
这样的成功是由用户驱动且非常偶然的，而不是由技术驱动且事先策划好的
暂且不论YouTube在技术上比它的竞争对手有何种优势，仅仅因为它幸运地成为这一视频的服务提供商，YouTube就足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视频分享的代名词。
创办了一系列科技企业的创业家布鲁斯特·卡利（Brewster Kahle）曾经说过：“要想解决难题，必须先遇到难题。”提前对成功的后果进行防范会大大减少回报。一般来说，勇于尝新，敢于迎接相继出现的困难，比在没有遇到任何问题的情况下闭门造车更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