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沼泽地

前言 对意义的探寻

在期望与真实之间的裂隙中升起的感慨简直多到无穷无尽。是坚毅地忍受下去,还是像英雄般做出回应,抑或是哀叹自己时运不济?这似乎是一个艰难的但又绕不过去的选择。
但荣格心理学,以及它倡导的“自律的自我成长”,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其前提是:人生的目的不是追求幸福,而是探寻意义。

有句老话说,宗教是为那些害怕下地狱的人准备的,而灵性是为那些去过地狱的人准备的。除非我们能够正视“向往的图景”与“实际的体验”之间的差距,除非我们能有意识地承担起灵性成长的任务,否则我们就会永远滞留在逃避或否认的状态,或是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尖酸刻薄地对待自己和他人。

心灵(Psyche)是希腊语中“灵魂”的意思,从词源学上讲,它可以追溯到两个并存的源头:一个是“蝴蝶”,借助这个比喻,那神秘、优美却又飘忽不定的特质将我们对灵魂的体验戏剧化地呈现出来;另一个则是动词“呼吸”,类比的是那一阵看不见的气息,在人们出生时降临,又在死亡时离去。
荣格指出,神经症“最终必须被理解为:一个尚未发现其意义的灵魂所遭受的痛苦”。

荣格提出的个体化(individuation)概念——即人生的目的是借由成为个体来服务于生命的神秘——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是极其深刻的贡献,或是像有人所说的,是一个为现代社会提出的神话。

心理治疗的终极目的不在于像考古一样,不断发掘儿时的伤痛,而是逐渐地学习,努力地接纳我们自身的局限,并在
此后的余生中努力自行承担起痛苦之重。心理医生的工作并不是提供解脱,让患者摆脱那些造成严重不适的症结,而是要加重不适,教会患者成为成年人,此生第一次去主动面对“独自面对痛苦、被世界抛弃”的感受。

真实的内疚

如果说,个体化这项任务要求我们尽力拓宽意识,那么,没人当得起“从未做过亏心事”这几个字。没有一个意识清明的人敢说自己一件亏心事都没做过,这既包括个人层面,也包括集体层面——正如阿尔贝·加缪(AlbertCamus)在《堕落》(TheFall)中明确指出的那样。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分子,而这个社会制造出了大屠杀,还有绵延不断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恐同等问题,无论我们有没有主动共谋,都脱不了干系。
个体的健康发展包括在合理的程度上承认内疚,也就是说,担起责任,承担自己的选择带来的后果——无论在做选择的时候是多么无意识。古希腊悲剧的精髓就在于,它承认在文化或个人心中存在某种力量,导致一个人做出了可能会令其他人痛苦的选择。
古希腊有个词叫作hamartia,它往往被翻译成“悲剧性缺陷”,但我更喜欢“片面的视野”这个说法。由于hamartia的存在,个体做出了无法预见后果的选择。

认知局限性造成的,在当时已是最优选择

这种片面的视野与童年时期的经历密不可分,并且会让个体——往往是在人到中年的时候——体会到诸多错误选择造成的现实后果所带来的冲击。
正如1993年的影片《机智问答》(
QuizShow)中演的那样,查尔斯·范·多伦(CharlesVanDoren)出身美国著名的书香门第。他一心想获得大名鼎鼎的父亲的认可,却全是徒劳;与父亲在智力方面比拼的时候,他只能拿到第二名。于是他没能忍住诱惑,在一个智力问答节目中造了假,赢得了金钱、名声,以及大众的喝彩,这一切都是他父亲永远也不可能得到的。但造假行为最终曝光,令他声名扫地。值得赞扬的是,他站到了调查委员会面前,为自己的选择承担了全部责任,并承认自己丢失了道德的指南针。

如何阅读一本书的作者之一

即便是不知晓忏悔的神圣历史的人,也有可能从以下的“3R”中得到指引:承认(recognition)、补偿(recompense)、解脱(release)。

当一个人能够真诚悔过,当实际的或象征性的补偿已经做出,那么他会体验到解脱的恩典。
这样的人知道,世上发生的无论何种错误,其实都在他自己身上,只要他能学着处理自己的阴影,他就已经对世界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
当一个人连自己都看不见,也看不见自己无意识地把黑暗带入了一切行为之中,他又怎么可能看清其他呢?

非真实的内疚

荣格指出,一个没有阴影的人——意思是一个人完全没有意识到阴影的存在,并且极力防御阴影——是肤浅的人。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接受了这样的教育:要做个好说话的人,别表露真性情;要随和宽容,而非耿直;要圆滑变通,而不是坚持己见。
这种“防御深层焦虑”式的内疚,反映出的是一个人很少被允许做自己。它反映出生命早期受到的规训所具有的难以估量的强大力量;同时,它也为人们提供了从早期经历中恢复和疗愈的机会。当一个人感受到这种内疚的时候,可以这样自问:“我这是在防御什么?”通常,答案都会归结到恐惧上——害怕别人会因为自己的某个决定而不悦。
从心底涌出的焦虑之所以令人无法招架,完全是因为它来自最脆弱的孩提时期。由于这份能量从未流走,而是滞留在潜意识中,所以它能够带着令人动弹不得的强大力量喷涌而出。在那一刻,你没有活在当下,而是回到了儿时脆弱无力的状态。但你忘记的是,你已经长大,是成年人了,当你有意识地采取行动时,完全有能力做出有价值的决策,而且,实属必要的话,你肯定也能够承受他人的不悦。既然这类内疚是非真实的,不属于“勇敢地承认自己对他人做过的错事”,那么去努力地理解它、处理它,让自己真正进入成年状态,就是十分必需的了。被这类内疚束缚住,意味着你依然卡在童年。

失去与哀悼

不变”的别名是“死亡”。
不肯改变,即是与生命力对立,也就意味着死亡。

背叛

失去、哀悼与背叛告诉我们的是,不能执着于任何事物,不要认为任何一件事、任何一个人是理所当然的,以及我们不可能免除痛苦。但与之相伴的是通往意识的邀请函。在无常中保持恒常的,是个体化的召唤。我们既不是这段旅程的起点,也不是目标;前者早已成为过去,后者会随着我们的前行而不断后退。我们就是旅程本身。

无垠空间的寂静

怀疑是改变的必备燃料,让成长得以发生。没有哪个科学或神学的教条,不蕴含具体化与专横的种子。

诺曼无法成长为真正的自己,无法停止伤害别人,除非他能够承认他那个有意识的自我所代表的谎言。他卡在原地,是因为他不能怀疑自己。总之,怀疑会带来模糊性,而这会令人感到焦虑。但是,为了不断成长,我们必须冒险去承受这种逐渐增强的焦虑感。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任务。

孤独地漂流在灵魂的公海上

身为心理分析师,我发现,一个人能否在治疗中取得进展,也就是说变得成熟起来,直接取决于以下能力:能否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停止责怪他人或期待他人的拯救,以及能否承认孤独的痛苦——无论自己在社会角色和人际关系方面做了多少投入。

这么说来,或许理想的父母是这样的:能够为孩子提供支持和保护,同时也能真诚地一再肯定孩子自身的内在资源。这样一来,在分离的各个阶段,孩子就能感受到内心这些资源所提供的支持。
我们没有理由不信任这个世界,因为它并非与我们对立。如果说世上有恐惧,那也是我们的恐惧;如果说有深渊,那些深渊也属于我们;如果有危险,我们也必须尽力去爱那些危险。面对困难,我们永远要坚持住,如果我们能遵循这个指导原则来度过人生,那么,现在看来最为陌生的事物,日后将会变成我们最亲切、最可靠的体验。

历史中充满了对孤独的价值的暗示。有两个关于“伟大合一”的神话原型,其中之一就是英雄探险的神话(另一个是“永恒的回归”,即死亡——重生的循环)。此类探险是
社会成长的文化范式。探险一般分成三个部分:(1)离家,这意味着离开原有的自我概念;(2)通过受苦受难,经历意识的拓宽;(3)抵达一个新地方,一个新家园,但是到了某个时机,英雄同样也要离开此地。

伊克西翁(Ixion)是希腊神话里的一个人物,由于背信弃义而逃到宙斯那里,结果获得宽恕,进入天堂。可他却转头诱惑宙斯的妻子赫拉,震怒的宙斯罚他下地狱,被绑缚在一个永远燃烧和转动的轮子上。“伊克西翁之轮”象征着永恒的惩罚、万劫不复。——
在怀疑与孤独的沼泽地中,蕴含着这样的任务:寻找到健康的怀疑精神——甚至能把伊克西翁从往事的铁轮上撬下来;活出那既有助于个人成长,又有益于提升一切关系质量的孤独。

三只乌鸦

想想清教主义那席卷了其他教堂的道德狂热,还有费城的历史,老话说,贵格会(Quaker)到此地是来做好事的——看看他们干的好事。

这是段什么样的历史?

抑郁:无底的深井

一个孩子对于爱、安全感和情感支持的早期需求没有被充分满足,那么他会无可避免地形成一个错误的假设。孩子会感到自己不值得被悉心照料,因为那些照顾他的人显然认为他不值得。再者,由于早期的照顾者是把孩子与更广阔的世界连接起来的中间人,那么,早期的关系就会成为日后一切关系的样板。

中年的抑郁相当常见。虚假的自我与天然的自我之间似乎要发生一场必需的、无可避免的冲撞。虚假的自我源于童年时期,孩子对生活中不可预测的变化做出条件反射式的反应,然后把它们拼凑在一起;而天然的自我渴望表达自己。这两个截然相反的角色冲撞的结果就是神经症。

我们也有可能经历普遍性的抑郁。就像许许多多的人曾经遇到、如今也依然在面对的一样,我们会受困于性别限制、阶层与经济条件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抑郁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人们会看到整个国家层面上的抑郁(就像我在爱尔兰看到的那样)。

喂饱三头恶犬

在中世纪的生理学中,人体完美的健康状态是四种基本液体相互平衡的结果。它们被称作humours,也就是体液。那个时代的人还认为,人的性格特征也是由体液的量决定的,如果几种体液的比例非常不均衡,就会导致病态的性格。

幽默是体液?怎么联系起来的?

由于自然天性遭到了限制和约束,人背负着大量的愤怒——虽然自己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
我们意识到,或是勉强算是意识到,我们多多少少自愿地参与了对自己的伤害。我们都知道——虽然我们可能不愿意承认——我们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而且,在生活中我们秉持着一些糟糕的信念,并以这些信念来对待自己和他人。

焦虑如冰山,我们是泰坦尼克

预祝演员登台演出顺利时,我们会说“摔断腿”(break a leg),这是因为我们唯恐美好的愿望会招致神祇发怒。我就发现我自己走路时会小心地避开地上的裂缝,因为我不希望母亲摔伤了腰背。

这是什么逻辑?

管理焦虑

在巨大的创伤面前,我们都会通过“人格解体”(depersonalization)来管理程度严重到无法接受的焦虑。我们让自己置身事外,那感觉就像是我们变成了观察者,在一旁看着自己的人生。

恐惧是正常的、自然的;狭义的焦虑——这种与我们的个人历史直接挂钩的感受——是正常的、自然的;广义的焦虑——人类生存处境的脆弱性所导致的结果——也是正常的、自然的。不同的是这些感受的程度,以及我们做出的反应的性质与后果。面对焦虑,我们每个人都会发展出条件反射式的反应,所以,我们都可谓是自身历史的囚徒,而且往往并不自知。只要我们的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反应依然还像程序一般,牢牢地安装在我们的“主机”里,无论是否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种状况,我们也依然是伤害自己的同谋,令心中的创伤久久不愈。“无论我逃向哪里,都身在地狱;我就是地狱。”

对于孩子来说,这般原初的恐惧是实实在在的;但我们已经长大成年,可以拥有不同的体验了。身为成年人,我能够去有意识地觉察,去直接面对和处理,这些将我从无意识的、往事施加给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我们真正地察觉到,有些东西比我们恐惧的东西更重要。确实如此。我们就比我们恐惧的东西更重要。这就是勇气的含义。
命运并不等同于宿命。命运代表了一个人的潜能,代表了内在的可能性——可能实现,也可能不会实现。命运邀请人们做选择。没有选择的命运无异于宿命。”——

重新想象自我

唯有足够成熟的人,才能承认这个悖论:敌人正是自己。人至少要到中年,才能承担起这个艰巨的任务。人需要对外部世界做出诸多投射——职业、关系、社会角色——并且承受投射无效的苦果;人需要犯下足够多的错误,才能渐渐地看出自己的模式;人需要先发展出一个足够强大的自我,才能有胆量向内寻找过往选择的源头。唯有在此时,一个人才具备了足够的阅历和勇气,去盘点和辨析那些无意识的因果,进而突破旧模式,创造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