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罗巴一千年

从英国普通人的视角看欧洲从公元1000年到2000年的历史。这个1000年是人类历史上科技发展最快的1000年，也是让普通人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1000年。

科技发展对谁的好处更多？富人还是穷人？

毫无疑问是穷人。

知乎上有个问题：陌生人，你们可以告诉我一个活下去的理由吗？

有一个人是这样回答的：¹

几亿美金拍摄的电影大片，你可以在网上找到盗版，
几亿美金制作的游戏，你可以在网上找到盗版。
年入千万都养不起，比99%明星漂亮，比古代皇后，贵妃，四大美女都好看的现代大美女，在网上会脱光了给你看。
如果你觉得这些都太俗，那么，人类世界的最高智慧，都写在了书里，放进了免费的图书馆。
人类世界几千年积累的那些散碎家底，也都放进了免费的博物馆。
这个世界或许有一万种糟糕，但同时也有一千种美好。
这个时代，只要你铁了心不去当韭菜，不去当牛马，那些力量也不会亲自下场，按着你的头让你服从。
…

是的，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现在这个时代就是最好的时代。技术的发展让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也可以堪比古代的帝王。

以下是我的读书笔记：

莱奥纳多虽然天赋过人，但是他的专业思考几乎没有对同时代任何人产生影响，很少有人读过他的笔记，也没有人实践过他的发明。他唯一的重要遗产就是他的画。但是，坦率地说，就算文艺复兴时期少出生几个画家，我也不会觉得现在我的生活方式会受到很大影响。没有人画肖像画会有什么后果，这是另一个问题，不过，与路德或哥白尼相比，某个艺术家的影响相对来说就显得无足轻重。

引自 引言

有时候可能真是这样，艺术家的作用被一些人，尤其是文艺青年高估了。

整个西欧都跪倒在了十字架下。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传教士的热忧无疑是一个因素，但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则是统治者的欲望：他们要么想稳固自已的疆域，免遭邻国的攻击；要么为了扩大势力范围而征服新的土地。他们做这些事需要盟友，而天主教会提供了种道德框架，从而建立起信任机制。当越来越多的国王选择了信仰天主教时，教会的力量就变得更强大，教会就能够更加吸引人，这种滚雪球效应极大地削弱了各地的异教信仰。不仅如此，统治者还看到了利用独裁式宗教制度的好处。天主教教会强化了君王们的权力，并且通过其等级理论，帮助君王们稳固其对国家的控制。

引自 西方教会的发展·和平·奴隶制的中止·结构工程

教权和皇权是狼狈为奸的，罗马帝国被天主教鸠占鹊巢也不是偶然。

1046年，亨利三世继承了德国的王位，当来到罗马参加登基仪式时，他发现有三人同时宣称拥有教皇的头衔：头位是本尼迪克特九世，他已经将教皇的头衔出卖但又拒绝放弃权力；另一位格列高利六世（GregoryⅥ），他从前者那里购买了教皇头衔；第三位是获得当地人支持的西尔威斯特三世（SylvesterⅢ）。亨利三世不希望他皇帝的头衔受到玷污，于是召开了苏特里会议（Council of Sutri），将三个教皇都废黜了，并任命他自己的神父克莱门特二世（ClementⅡ）为下一任教皇。但教皇任命的问题很快再次出现，1058年，两名教皇本尼迪克特十世和尼古拉斯二世（NicholasⅡ）重启战端。次年，尼古拉斯二世获胜，并且发表名为“以上帝的名义”的敕令，规定今后所有新的教皇均由红衣主教团秘密选定，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不得干预。

引自 西方教会的发展·和平·奴隶制的中止·结构工程

格列高利七世的权力甚至盖过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势力，他两次将亨利四世驱逐出教会，有一次他逼迫亨利四世仅穿粗毛衬衣，赤足翻越阿尔卑斯山，来到卡诺萨（Canossa）向他请罪。

引自 西方教会的发展·和平·奴隶制的中止·结构工程

罗马皇帝的狼狈像，标志着在皇权与神权(或者说教权)的斗争中彻底落败。

11世纪伊始，君士坦丁堡认为罗马是蛮荒之地；到了1054年，拜古庭牧首趁机将罗马教皇的使者驱逐出教会；但是到了1095年，拜占庭却把教皇视为他们潜在的救星。乌尔班二世此时正热衷于化解希腊正教和罗马天主教会之间的矛盾，希望能借机把罗马教廷权力延伸到整个基督教世界，因此欣然相助。11月27日，乌尔班二世在众人面前宣教，敦促基督教徒停止内斗，去耶路撒冷把属于基督的圣座从法蒂玛王朝哈里发（Fatimid caliph）的统治下夺回来。教皇的提议得到了狂热的反响，直接引发了数次前往耶路撒冷的武装朝圣，这便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这次由法兰克和诺曼贵族领导的远征席卷了从安纳托利亚到叙利亚的整个地区。1099年7月15日，军队在去耶路撒冷的途中，攻克了历史名城安条克（Antioch）。这是个了不起的壮举。想象一下吧，今天从法国出发徒步向耶路撤冷进发；再想象一下，途中没有旅行指南，没有语言手册，也没有钱，还要面对难以忍受的高温和无数重兵的阻挡；最后再想象一下，此前你连离自己村子几英里之外的地方都没去过。

引自 西方教会的发展·和平·奴隶制的中止·结构工程

对天主教会而言11世纪是个突飞猛进的世纪。一开始，教皇必须听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任命和罢免，他很少能够依赖各地基督教国家身陷战争中的国王或公侯们，他不能完全行使他的权力这也是因为必要的行政机构和交通设施都不完善，或根本不存在。神父们无视自己的宗教职责，他们使用方言主持礼拜，拘泥于地方习俗，甚至买卖神职、结婚生子，过着和世俗人一样的生活。然而到了该世纪末，天主教会已经团结起来，权力集中，组织严密，在强势中不断扩张。教会可以逼迫皇帝赤足翻越阿尔卑斯山，还可以唆使人们去征服圣城耶路撒冷。教会倡导提高识字率、出版书籍，在整个欧洲大陆促进思想活动的发展。但他们最大的成就在于建立基层社区的权力，到11世纪，天主教已经从一种简单的信仰，变成一个无所不在的组织体系，让普通民众接受洗礼，成为虔诚信徒，左右着民众从生到死的整个过程。

引自 西方教会的发展·和平·奴隶制的中止·结构工程

教会实际上建立了一个由上到下的集权体系。

横跨南欧，学者们意识到，与以前的想象相反，上古流传下来的知识宝库并没有随着罗马帝国一起灭亡，它们只是被锁在西班牙和北非的阿拉伯图书馆里。慢慢地，随着收复失地运动的推进，西方人夺回了穆斯林占领地，也夺回了远古知识和文献的使用权。

引自 人口增长·修道院网络的扩张·知识复兴·医药·法律规则

例如，药方中经常包括动物的排泄物或肢体，并与咒语和魔法一起使用。以下例子选自盎格鲁撒克逊“医疗汇编”手册，足以成为有力的证据。
抗肿瘤方：取山羊胆汁与蜂蜜等量，调均涂患处。 （或）取猎犬头骨，焚灰涂患处。无效，则取人粪，焙干研末，敷于患处。又无效，则无救矣。

在这个药方里，贝尔纳认为医学“与圣洁相背”再准确不过了。

引自 人口增长·修道院网络的扩张·知识复兴·医药·法律规则

这个抗肿瘤药方跟某些中医药方比也是不遑多让。

由克雷莫纳的杰拉德翻译的阿维森纳的《医典》表明药剂学理论的创立意义重大，药剂中不仅可以使用草药，还能使用矿物。至今我们还使用着的一些阿拉伯词汇，比如“酒精”(alcohol)、“强碱”(alkali)、“炼金术”(alchemi)“长生不老药”(elixir )等，从中可以看出阿拉伯人对我们科学常识的深远影响。

引自 人口增长·修道院网络的扩张·知识复兴·医药·法律规则

alcohol这些词居然来自阿拉伯语

《大宪章》有过各种版本，但有两个重要的条款一直是宪章的核心。第一条，“未经其他同等地位之自由人的合法审判，或未经所在国之法律裁决，任何自由人不受逮捕、监禁、视为非法和放逐，其权利、财产和法律地位不受任何方式的剥夺”。第二条，“不得向任何人出售权利与正义，不得否认或阻碍任何人享有权利与正义”。随后几个世纪里，英格兰国王常被提醒遵守这些条款一尤其是不能随意非法拘役任何人。当然，他们还会一如既往地我行我素，但随后，那些含冤人狱者的支持者们就可以引用《大宪章》来指责国王的非法和专横。

引自 第三章　1201—1300　13世纪

未经审判，不受刑罚

13世纪最重要的方济各会知识分子无疑是卓越的科学家和暂学家罗杰培根（Roger Bacon），他在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讲授亚里士多德，也研究希腊和阿拉伯的光学著作，主张将科学教学法引人大学。他为科学知识、哲学、神学、语言学、数学、光学和实验科学的各领域都撰写了内容充实的纲要。他是西方第一个描述火药的人；他是第一个描绘眼镜的人；他创立了一个理论：装满“液态火”的铜气球可能会飞。他思想异常开阔。比如，他相信能够造出一个人就可以驾驶的无桨巨船；他相信可以发明不用畜力牵动也能飞快前进的车辆；他相信人们或许能被“像飞鸟”一样的机器推动行进；他相信可以在宽阔的河面上建造起“没有桥墩或支撑”的悬浮桥梁，潜水员可以穿上特殊的潜水服探索海底。

引自 第三章　1201—1300　13世纪

这些在当时看来确实挺科幻的，如今已成现实。

正是阿奎那接续阿伯拉尔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运用到宗教的事业，并将亚里士多德的格言“怀疑带来探询，探询带来真理”改为“惊奇带来探寻，探寻带来知识”。阿伯拉尔认为有些东西，比如上帝的本质，是超出理性探询的，而阿奎那则认为所有事物都必须臣服于调查研究和理性思考。他从自然中推论出上帝的存在。他表示因为每一个运动的事物总是被其他事物推动的，以此类推，在这个运动链的起始一定存在着第一推动者。他的另一个观点至今仍被反复引用：世界有序运行且不断自我修复，表明了上帝是个智能设计师。

引自 第三章　1201—1300　13世纪

牛顿也陷在这里,第一推动力的问题

很难真正传达出黑死病的毁灭性质。每当我做关于14世纪英格兰的报告，强调1348一1349年是多么悲惨时，总会有人坚称它不可能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可怕，或不像闪电战一样令人恐惧。我解释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四年内英国的死亡率占总人口的1。55%：平均死亡率为每年0。4%。而当黑死病像波浪一样在全国传播时，大约七个月的时间里，就有约45%的英国人因此死亡：年死亡率为77%。因而，1348一1349年的死亡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200倍。或者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拿黑死病跟“二战”的轰炸比较：如果要复制瘟疫造成的死亡，我们除了在日本扔的两颗原子弹（每颗原子弹造成7万或0.1%的人口死亡），还要扔450颗这样的炸弹。也就是说七个月里每天在不同的城市里都有两颗原子弹发生爆炸。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没人会怀疑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但是那场瘟疫发生的时间离我们太远了，我们跟那些受害者的文化又如此生分，因而无法体会如此大规模死亡的感受。我们发现与14世纪里整个社区被消灭殆尽的命运相比，我们更容易理解“一战”中痛失爱子的父母的伤痛。

引自 第四章　1301—1400　14世纪

每天在不同的城市仍两个原子弹，这就是黑死病的威力

此次黑死病在1331年首先见载于中国。它由沿丝绸之路旅行的商人们携带，于1347年秋天到达克里米亚。在这里，感染者登上前往君士坦丁堡的热那亚船只。再从君士坦丁堡开始蔓延到西西里、希腊、埃及、北非、叙利亚和位于巴勒斯坦的圣地。到1347年底它已经以最危险的肺炎鼠疫形式抵达基督教世界的商业中心威尼斯、比萨和热那亚等贸易城市。受感染的城市很快就看到尸体堆积如山：死亡率超过4%成为常态。

引自 第四章　1301—1400　14世纪

最早的记录在中国，中国似乎不像欧洲那么惨重

指南针两百多年以前就被发明了，我们在12世纪那一章就看到了，但是它没有产生什么影响。14世纪早期的航海者们已经抵达加那利群岛(Cancary Islands)，尽管这个群岛被发现的消息随着教皇任命“幸运岛王子”（加那利群岛那时的称谓）而传遍欧洲，但它并没有引发更多的发现之旅。正如通常的情况一样，真正起作用的不是技术的创新而是金钱和政治探险的决心。这两者经常彼此纠缠不清，技术只是使这种混合的、强化了的野心加速实现了而已。

引自 第五章　1401—1500　15世纪

技术进步对社会的影响远不及政治经济

这支舰队由佩德罗·卡布拉尔（Pedro Cabr）指挥，由达伽马的海员帮助歌，卡布拉尔的舰队向西跨过南大西详，希望能够赶上迪亚斯等面发现的那股海风。但他的舰队西进得太远了，以致在巴西海岸着了陆。过去只不过每年沿非洲海岸线南下深入儿英里，现在变成了从葡萄牙横跨大西洋到巴西，再从巴西折回南大西洋，绕过好望角，然后沿非洲东海岸北上，跨过印度洋到印度南部的卡利卡特。

引自 第五章　1401—1500　15世纪

最先到达美洲的是卡布拉尔，而不是哥伦布

1493年3月4日，经历一场风暴之后，他停靠在里斯本维修船只。同时洋洋自得地四下证明葡萄牙专家们错了：他深信他到了传说中马可·波罗去过的远东。他踌躇满志地给费迪南和伊莎贝拉写了一封公开信，告诉他们和所有基督教世界的人他的发现，极力夸张岛屿上的财富。他力劝西班牙国王和王后再次赞助探险，他将带回巨大的财富。显然，他主要关心的是他自己的腰包。不像那些无心开辟疆土的葡萄牙先驱，哥伦布醉心于赢得自己的帝国。 那年年底，他回到新大陆的心愿得到准许，带着17艘船、1200名定居者和士兵扬帆起航，他们全都渴望大发其财。等他回到伊斯帕尼奥拉岛，却发现他的堡垒成了废墟，守卫士兵被土著尽数屠杀。他马上实施报复，此后也从未停止。他统治的特点就是通过强制开矿劳动、破坏家庭生活、奴役、折磨、死刑和疾病，来系统地减少土著人口。后来成为新世界原住民的权利辩护者的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eéde las Casas）指出，哥伦布的暴行导致伊斯帕尼奥拉岛的人口从300万下降到1508年的区区6万人：15年中死亡率达到98%。那些在第二次航行中跟随哥伦布的人不愿忍受他的肆意破坏：他们并没有得到他承诺的财富。到1500年，有关他暴政的言语传回西班牙，他被革去总督的职务。 哥伦布的行径令人发指。但是，作为领导横跨大西洋探险的第一人，他无情地剥削原住民也许并不令人惊讶。早期的探险者不愿意为了探险本身而忍受贫穷、痛苦和海上的危险，他们探险只是出于贪婪。他们越渴望黄金，就越愿冒更大的风险。而哥伦布所冒的风险比别人都大。如果他和手下在被风暴吞没之前碰巧遇到有价值的东西，那么他们什么都会做，包括拷打和杀死阻挡他们的人，然后继续航行。有些历史学家把伊比利亚半岛诸王国的海外扩张看作收复失地运动的延伸，并对此振振有词地加以论证。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本人更像11世纪早期的北方海盗，而不是12世纪的十字军。

引自 第五章　1401—1500　15世纪

哥伦布的暴行

基于所有这些理由，时间不仅仅是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它还是上帝的恩赐。因此中世纪的教会不允许基督徒借钱给别人时收取利息，因为这样做就是收时间的钱，而时间是属于上帝的，基督徒没有权利出售属于上帝的东西。然而，由于时间变得越来越可被人造仪器所测量，它失去了一些神秘的宗教意味。时间好像被人类控制了，被钟表匠驯服了，而不再是神创的、无拘无束的了。最重要的是，轮到人造机器来命令教堂何时该敲钟，何时举行宗教仪式了。当距离、重量和体积的计量单位都还没有统一的时候，钟点成了第一个标准化的国际计量单位，超越了地方风俗和宗教权威。

引自 第五章　1401—1500　15世纪

基督徒不允许放贷的原因

伊拉斯谟的《新约》完成了英语版《圣经》的翻译，并在沃尔姆斯（oms）付梓出版。但在遣词方面廷代尔与教会发生了冲突，1526年他被烧死在火刑柱上，罪名是属于异端性质的错译。

引自 第六章　1501—1600　16世纪

啊，这，错译被烧死……翻译圣经这活还挺危险的。

就此问题第一个发表论述的是托马斯蛋布斯（Thomas Hobbes。）在《利维坦》（Leviathan 1651年）一书中，他提出社会的存在完全归于人们的互动，而不是神的干预。他的理论是自然状态中的人们有自然权利，但是他们生活在暴力之中。很多年以来人们为了共同利益与他人达成协议，而放弃部分自然权利。比如一群人同意放弃杀死彼此的权利，而选择保护彼此以抵御外人。他们对此行为的一致理解形成了一个社会契约，而社会契约又转而为共同体或政治体提供了哲学上的合法性。霍布斯认为当时存在着三种共同体：君主制、民主制和贵族制，在此三者当中以君主制为最佳。只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即“利维坦”，就能维护和平和国内团结，并且保护个人及其财产。鉴于此，即便统治者的行为与人们的利益相违背，对君主制的反抗也从来不是正当的。此外，宗教在任何领域都不能比共同体拥有更大的权威，因此不能允许任何个人的精神领悟与君主的地位或国内法律竞争。

引自 第七章　1601—1700　17世纪

与霍布斯同时代的人却有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在什么样的政府形式才是理想的，人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制约他们的统治者等问题上。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同意自然权利的存在。这个概念吸引了激进分子，他们以此来抱怨政府官员和地主滥用了普通人的自然权利。这个概念也吸引了其他的哲学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约翰洛克（John Locke），此人进一步在他的《政府论》（Two Treatises of Goverment 1689一1690年）中阐发了这个概念。洛克提出所有人在自然状态中都是平等的，人们享有的自然权利有三：第一，生存权，这也是最为重要的；第二，自由权，只要不与第一条相冲突，人们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第三，享有财产的权利，只要它不与前两条权利冲突。

引自 第七章　1601—1700　17世纪

以这种方式，新大陆的发现激励着欧洲人在基督教神权等级框架之外进行思考，他们思考所有人的自由，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的自由，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的自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在发展这些理论的同时，却在非洲和美洲忙于剥夺土著人的自由，强迫其成为奴隶。除了这个悲剧，新大陆的繁荣在欧洲激发出种更新更自由的生命观。其观点随后在18世纪和19世纪被引进北美和南美，促使当地人在各自的战斗中从大不列颠和西班牙宗主国那里获取自由。

引自 第七章　1601—1700　17世纪

这也是挺矛盾的，欧洲人一边争取自己的自由，一边剥夺别人的自由。

1650年5月，英格兰通过了通奸法案，规定对有婚外性行为者处以极刑。一个丹佛女子苏姗·邦蒂（Susan Bounty）被指控通奸，孩子出生后，只允许她抱了一小会儿，然后孩子被带走，而她则被处以绞刑，这实在是令人震惊的故事。然而六年后，查理二世登基。已婚的查理二世有六个情妇，产下至少八个非婚生子女。了解到这些，人们的看法开始转变。看到1692一1693年的塞勒姆巫师审判中，19个人被处以绞刑，还有一个因为拒绝认罪而被处死，人们的看法就转变得更快了。然后，再想想因饥荒和社会不公引起的各种内战、革命和暴乱。尽管产生了科学思考、自然权利概念和中产阶级的优雅，事实是现代社会到来得十分不易。它像一个婴儿挣扎着要出生，哭啼着、踢踹着，浑身是血，嗷嗷待哺。如果我们认为17世纪最大的成就是人们开始理性地思考这个世界，那么我们需要记住，成千上万的人们也在此时死去，死在巫师监牢里，死在火刑柱上，死在欧洲的绞刑架上。

引自 第七章　1601—1700　17世纪

不仅让科学方法大众化，而且引领了仪器制造、基础物理、计时和天文学的方向。在反抗教会为保其权威而捏造知识的过程中，他的所作所为超过同时代的所有人。为了坚持他所深信的科学发现，他甚至牺牲了自由。所以，伽利略代表的不只是一套科学真理，他代表的是真理本身。

引自 第七章　1601—1700　17世纪

对伽利略的评价极其高。

亚当·斯密关于目由市场的著作是一本经济学的（圣经》，它的出版标志着重商主义的终结。斯密曾经读过康蒂永的著作，也见到过重农学派的学者。他还是研究过货币量化理论的大卫休漠的朋友。斯密的《国家财富的性质及其成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年）是一个世纪以来经济理论思考的恢弘巨制。这本书探讨了劳动分工和它的优势、货币的用途、价格水准、利率、劳动成本、经济增长的本质、新大陆殖民地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各种政治经济制度。最重要的是，斯密认为商人虽然自私，但不应是国家防范的对象，因为商人逐利的同时也增加了国家财富。他清晰地表达了支持自由贸易的论点：高额进口关税导致了走私；低关税则意味着在这个国家走私茶叶和酒不值得。他也指出以往的财富积累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国家不会靠维放成山的金条但什么都不做而赢利。他的著作迅速成了畅销书。最重要的是，这本书起了政治家们的注意，

引自 第八章　1701—1800　18世纪

《国富论》是重商主义的终结？？？

但不幸的是，拉瓦锡的天赋以及他的工作与社会改革者的相似都无法挽救他。由于他曾在法国征税系统中供职，为法国革命的极端势力所不容。他在1794年5月8日被送上断头台，年仅50岁：他是罗伯斯庇尔恐怖统治的牺牲品。如果康德对启蒙运动所下的定

引自 第八章　1701—1800　18世纪

拉瓦锡是被砍头的……是不是唯一的一个被砍头的科学家？

1830年9月15日，利物浦一曼彻斯特铁路正式开通，但是开通仪式颇具戏剧性。当天，刚卸任的战争与殖民地事务大臣兼利物浦议员威廉·赫斯基森（William Huskisson）意外地跌倒在蒸汽机车“火箭”前面，一条腿被压碎，失血过多。于是，斯蒂芬森疯狂地以将近每小时36英里的速度将他送往埃克尔斯接受治疗。但是，赫斯基森先生最终成了这一行业的烈士，鸣呼。因为赫斯基森的死，国内外各大新闻报纸非常详细地报道了这则事情。这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人们看到了未来世界在向我们散开大门。 引自 第九章　1801—1900　19世纪

实惨……挺黑色幽默的，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被火车轧死的人。

所有的医学发现或多或少都与公共卫生相关，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涉及更多进步的发明。其中一个是19世纪40年代的麻醉学，还有一个是成功实施的剖腹产手术。19世纪初期，剖腹产手术只是最后选择，因为它会导致产妇失血过多而死亡。在很多情况下，19世纪早期的医生都倾向于胎儿破颅术：为了保住产妇的生命，只能压碎胎儿的头骨，然后通过阴道把胎儿挤压出来。 早期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产妇和婴儿都存活下来的剖腹产案例，那是1820年英国军医詹姆斯·巴里（James Barry）在南非主刀的手术。而直到他死的那一天，人们才发现巴里医生是女人，“他”的一生都在乔装成男人。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这种手术被越来越频繁地应用到实践中，很多婴儿和母亲得到保全。经过整个世纪的发展，全欧洲的平均寿命在增加，从30岁左右增加到50岁左右。基于此，以上进步已经远不只是医学胶囊里的小事情了。19世纪，西方努力研究疾病的根源，并且通过大量实验找出预防和治疗疾病以及限制这些疾病蔓延的方法。

引自 第九章　1801—1900　19世纪

真是保大保小的问题……

他不仅发明了氯气，而且在1915年伊普尔（Ypres）战争中亲眼目睹了氯气对英法军队的伤害。据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所说，正因为他发明的硝酸在炸药上的应用和氨化肥，第一次世界大战整整延长了一年。他的一生颇具争议。他希望通过他对战争的贡献来证明：尽管身为犹太人，他仍然爱国。但他同为科学家的妻子，因为接受不了他研究化学武器的工作（更不用说他对她职业生涯的无视），在他被提升到上尉军阶的那一天开枪自杀了。糟糕的事情接踵而至。“一战”之后，哈伯领导的团队发明了以氰化物为基础的杀虫剂——齐克隆B（Zyklon B）。“二战”期间，纳粹死亡集中营正是使用这种化学物质屠杀了大量犹太人。在这一章的结尾部分，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似乎很恰当的有关战争的讽刺：那个拯救了无数生命的人，同时造成了数百万人的生灵涂炭。就像拉瓦锡象征着18世纪那样，哈伯也象征着这个充满矛盾和悲剧的20世纪。

引自 第十章　1901—2000　20世纪

弗里茨·哈伯，这个犹太裔德国科学家，这个身份就很矛盾。经历更矛盾：一方面发明了制造氨肥的方法，一方面也研究化学武器。救了千万人也杀了千万人。

但是20世纪，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扩张的极限：我们发现离开太阳系永远是无利可图的。也许有一天在火星上开采稀有的金属值得尝试。但是，我强烈怀疑耗费数十亿美元到这个寸草不生、寒冷缺氧的火星上采矿是否划算，这样做并不比与资源富国结盟或直接从经济或军事弱国掠取成本更低。

引自 第十一章　结论：哪个世纪变化最大？

还是抢来的划算……

婚姻并不是产生财富集中这个垄断行为的唯一形式。特权与精英政治加强了与阶级、财富和地位相关的一些界限。一代成功人士不仅传递他们的聪明基因，还花钱让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在社交方面，让孩子与其他富有的成功人士接触，并鼓励他们成年后追求显赫的经济收益。因此，下一代会顺利接过前辈的班。“老友网络”是另一种排他的行为，因为处于要职的人们会选择那些来自相似背景的人来填补其他要职。在生活中，明显的事实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种行为的极端形式包括腐败和政治偏祖。看一下苏联瓦解后俄罗斯所发生的事情，就可以看出一个领导者会如何通过奖励他的朋友创建一个等级社会。据最新报道，俄罗斯35%的财富掌握在区区110人手里一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同僚。与此同时，那个国家里的50万人生活在奴役中。”

引自 第十二章　后记：变化缘何重要？

中国看不到这种报道……